车站的钟指向下午四点十七分，秒针的每一次跳动都像在催促。我把最后一个塞得鼓鼓囊囊的编织袋拖到母亲脚边，袋口露出旧棉絮的一角，像一声欲言又止的叹息。她要去南方，一个我只在地图上见过的城市，跟同乡的婶子一起，进厂。父亲蹲在几步远的花坛边沿，闷头抽烟，灰白的烟灰簌簌落在水泥地上，很快被风吹散。
月台上风很大，把母亲枯黄的发丝吹得贴在脸上，她用手一遍遍拢着。她身上那件暗红色的外套，洗得有些发白，袖口磨出了毛边，在铅灰色的天空和汹涌的人潮里，像一粒即将熄灭的火星。我盯着那粒火星，喉咙发紧，想说点什么，功课？天气？保重？所有的话都堵在胸口，沉甸甸的，又轻飘飘的，抓不住一个合适的词。十六岁的我，第一次面对这样郑重其事的离别，手足无措，只能怔怔地看着她反复整理那几个其实早已捆扎结实的行李袋，仿佛那是世上最重要的工作。
广播开始最后一次催促，冰冷的女声切割着嘈杂的空气。同行的婶子大声招呼着。母亲终于直起身，转向我。她伸出手，似乎想拍拍我的肩膀，或像小时候那样摸摸我的头，可手抬到一半，却只是局促地落在我外套的拉链头上，把它往上轻轻提了一提。“在学校……好好的。”她说，声音干涩，被风刮走了一半。我点点头，鼻腔猛地一酸。
她转身，提起最重的那个包，脊背因用力而微微佝偻。就在她汇入登车人流，即将被那道狭窄的铁门吞没的最后一刹那，她忽然毫无预兆地回过头来。不是那种告别的回望，而是一种急速的、近乎惊惶的搜寻。她的目光瞬间穿越纷乱的人群，像磁石一样精准地找到我，牢牢钉在我脸上。那目光里，有我来不及分辨的、海一样汹涌的东西——千言万语的嘱托、毫无保留的牵挂、近乎疼痛的不舍，还有一丝来不及藏好的、对未知前路的茫然。所有她刚才未曾说出口的，所有她或许永远不知如何表达的，都在那一道目光里，劈头盖脸，倾泻而来。
时间，就在那道目光撞击到我视网膜的万分之一秒里，发生了奇怪的扭曲。嘈杂的月台骤然失声，流动的人群变成模糊的虚影，整个世界仿佛被抽成了真空，只剩下那道穿越一切、沉重如命运的目光，和我那颗在胸腔里疯狂擂动的心脏。我清晰地感到，身体里某条关于懵懂、关于依赖的河流，被这道目光硬生生截断，改道，逼向一个名叫“成长”的、陌生而崎岖的河谷。就在那一瞬，我被迫读懂了她半生的辛劳与沉默，读懂了她此行背影里的全部重量。我不再仅仅是那个需要她整理行装、系好拉链的孩子，我必须成为她回望时的一座小小的岸。
绿灯亮了，列车发出沉重的喘息。那道目光只持续了一秒，或许更短。她收回视线，转过身，暗红色的身影终于消失在车门内。铁门“哐当”关闭，严丝合缝。世界的声音轰然回归，汽笛长鸣，列车缓缓启动，加速，最终变成天边一条冰冷的铁青色虚线。
父亲走过来，搓了搓粗糙的手，说：“回吧。”我点点头，跟在他身后。月台的风依旧很大，但我脊背挺得笔直，仿佛要扛住那已然改道的光阴，与目光里交付给我的全部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