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是彩色的。每天早晨，妈妈会轻声叫我起床，桌上摆着温热的牛奶和煎蛋。书包里总装着洗干净的水果，还有一本我喜欢的漫画。学校教室明亮宽敞，下课铃声一响，我们就冲到操场上踢球、跳绳。放学后，我可以慢悠悠地写作业，写完就能看动画片，或者去找楼下的小伙伴。夏天有空调和冰西瓜，冬天有暖气和厚厚的羽绒服。烦恼可能是一次没考好，或者和朋友闹了点小别扭。晚上，我躺在柔软的被子里，妈妈会过来帮我掖好被角，说声“晚安”。

凡卡的童年是灰暗的。他只有九岁，却已经离乡背井，在莫斯科的鞋匠阿里亚兴那里当学徒。他的“床”是过道里的一块地方，夜里要和老板的小崽子挤在一起。他吃的是粗面包和稀粥，老板动不动就揪着他的头发，把他拖到院子里毒打，用干活用的家伙揍他。老板娘用青鱼嘴直戳他的脸。他得摇摇篮、擦皮鞋、跑腿、帮厨，稍有不慎就挨打。他没有玩具，唯一的温暖是想起乡下的爷爷，想起那条叫泥鳅的狗。他偷偷给爷爷写信，把所有的委屈和希望都装进那个皱巴巴的信封里，投进了没有地址的邮筒。

我的童年充满选择。周末可以去公园、博物馆，也可以在家读书、玩游戏。大人们鼓励我发展兴趣爱好，问我将来想做什么。我的未来像一幅可以慢慢涂抹的画布，有很多种颜色可以选。

凡卡的童年没有选择。他被送来当学徒，就像一件被寄出的包裹。他的未来被钉死在鞋铺里，眼前只有无尽的打骂、劳累和饥饿。他最大的愿望，就是爷爷能来接他回家，回到那个虽然贫穷但至少还有一点爱的地方。他把这微弱的希望写进信里，却连爷爷的地址都写不详实，只写了“乡下爷爷收”。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我和凡卡能对话，我们的谈话会怎样。我可能会向他炫耀我的新球鞋和满柜的零食，但他大概只会怯生生地看着，然后低下头，看着他破烂的、露着脚趾的鞋。我抱怨作业太多时，他或许会小声说，他多么希望能有机会坐在教室里写字。我跟他讲游乐园的过山车多么刺激，他大概会说起家乡那片能捉蟋蟀的田野，眼里闪过一点微弱的光。

我的童年被保护得很好，像温室里按时浇灌的花朵。凡卡的童年暴露在寒冬里，像石缝中挣扎的野草，一点点的温暖——比如回忆里的爷爷和泥鳅——就是他全部的营养。我的快乐是具体的、日常的；他的快乐是遥远的、想象的，藏在那个永远寄不到的信封里。

我拥有的，是他做梦都不敢想的日常。他承受的，是我无法真正体会的苦难。这两段时光永远无法真正对话，就像两条平行线，一条在明亮的阳光下，一条在寒冷的深夜里。我能做的，只是在合上《凡卡》这本书后，更紧地抱住我这份平凡却珍贵的彩色童年，并且记住，在某个故事的夜里，有一个九岁的男孩，曾那么渴望一点点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