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被推开时带进一股冷风，我爸侧身让那位穿夹克的中年男人进屋。男人手里捏着个黑皮本，胸前别着枚亮晶晶的徽章。“孩子在家呢？”他视线扫过来，在我身上停了停。我爸搓着手：“在，在，写作业呢。”
他们进了里屋，门虚掩着。我放下笔，把耳朵贴到冰凉的房门上。声音压得低，但有个词反复跳出来，像烧红的煤块烫我的耳朵——“挪用”。
“老林，这数目对不上。”男人的声音像钝刀子，“十五万工程款，在你账上停了一个月，转到哪儿去了？”
我爸的声音在发抖：“王科长，那钱我暂时……孩子妈住院，手术急着用钱。我打了借条，想着下个月项目回款就补上……”
“借条？”王科长笑了，笑声里没温度，“单位的钱是你打借条就能动的？这够上立案标准了。”
地板“咯吱”响，是我爸站了起来：“我认，我认罚！可孩子还小，他妈妈病床上躺着，这事要是……孩子这辈子就抬不起头了。”
屋里沉默了很久。我盯着门缝下那道昏黄的光，指甲掐进手心。然后我推开了门。
两个大人惊愕地回头。我爸想拦我：“大人说话，你出去。”我没动，盯着王科长胸前那枚徽章：“那笔钱，我知道。”
“你知道什么？”王科长合上本子。
“我爸上个月每天晚上出去，不是去应酬。”我的声音在安静里显得特别响，“他去了城西老钢厂后头那片荒地。我跟着去过一次，看见他在月光下量地，拉皮尺，在本子上记数字。我妈做手术前那天晚上，我听见他打电话，说‘地勘报告我做了，值二十万，你尽快找人接手，我急用钱’。”
我爸的脸色“唰”地白了。
王科长身体前倾：“说下去。”
“上周三，有个穿西装的开轿车来家里。”我咽了口唾沫，“给了我爸一个牛皮纸袋，厚厚的。我爸当晚就把一个银行信封塞给医院收费处了。那个牛皮纸袋，他埋在阳台那盆滴水观音底下，用塑料袋包着。”我顿了顿，“我挖开看过，不是钱，是一本合同，甲方名字叫‘市第三建筑公司’，乙方是我爸。还有一张手绘的地质剖面图。”
我爸瘫坐在椅子上，手捂住了脸。
王科长站起来，走到阳台。几分钟后，他拿着沾着泥土的牛皮纸袋回来，抽出那份合同。他看了很久，手指在某一页敲了敲：“老林，这荒地是你自己花钱从村里承包的，转给三建做临时料场？地质隐患是你自己勘察标注的？”
我爸从指缝里点头，声音闷哑：“是。我知道这违规，用单位的仪器、以单位名义接的私活。可医院催款单一张接一张……那十五万，我从单位账上转出来，垫付了承包费和前期勘测，合同一签，三建付了二十万首款，我当天下午就填回单位账户了。银行流水……应该能对上。”
王科长没说话，一页页翻合同，看那张用专业符号标着土质、坡度、承重力的手绘图。屋里只剩纸页的沙沙声。
“为什么不早说？”他终于抬头。
“怕说不清，怕单位不信。”我爸的肩膀垮着，“更怕……孩子觉得他爸是个坏人。”
王科长把合同装回去，很久才开口：“老林，程序上，你挪用公款和接私活都是铁板钉钉，处分跑不了。但你这事……有缘由，也填回了窟窿，这份勘察合同和转款记录是关键证据。我会如实写进报告。”他转向我，“孩子，你多大了？”
“十四。”我说。
他点点头，拎起皮包走到门口，又停住，回头看了我一眼：“老林，你有个好儿子。他没觉得他爸是坏人。”
门关上了。我爸还坐着不动。我走到他面前，他抬头，眼睛通红。我没说话，把手放在他肩膀上。他的手盖上来，很用力，骨头硌着骨头。窗外的天黑透了，星星一颗一颗亮起来。
后来我知道，处分下来了，降职，调岗，没移交司法。我妈手术很成功。阳台的滴水观音长得很好，新叶子一片接一片地冒出来。
王科长那份报告最后写：“经核查，其子提供的线索对厘清资金流向及当事人动机起到关键作用。”我爸把这句话用红笔画出来，看了很久。他再没提过那天的事，只是有时夜里，他会走进我房间，什么也不说，替我按按被角。
那张手绘的地质图，我爸把它裱了起来，挂在书房。有一次我听见他对他来家里的老同事说：“那会儿真觉得没路了。可孩子站在那儿，清清楚楚地说出那些专业术语——坡度、承重、土层取样点——那一刻我就知道，我完了，但也得救了。”
他没说出口的话，我明白。我不是用“年幼”替他开脱，而是用“知道”为他作证。他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他知道我知道。这世上有些路又窄又黑，但如果有个人提着灯站在前面——哪怕那提灯的手还很小，很瘦——那光就足够亮，足够让人看清脚下的坑洼，也看清该去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