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庄子·秋水》里“邯郸学步”的旧事，总觉着那燕国寿陵少年可笑，跑去赵国都城学人家优美的步态，新本事没学会，连自己原来怎么走路都忘了，最后只能爬着回去。笑过之后，脊背却有点发凉。这哪里只是一个两千多年前的笑话，分明是面镜子，照见后世多少“东施效颦”式的尴尬。尤其在舞文弄墨这行当里，盲目模仿、生硬照搬别人文风的毛病，与那寿陵少年、与那效颦的东施，其病根儿实在是一脉相承。
邯郸的步法，想来确实是优雅的；西施捧心蹙眉的姿态，也定然是动人的。毛病不出在“美”的本身，而出在“学”的人那份失了魂的“痴”与“蠢”。寿陵少年忘了，步法要契合自家的筋骨气力；东施姑娘忘了，病态之美源于西施独有的风神，安在自己身上便成了做作的丑态。他们眼里只剩下那点浮在表面的“形”，急吼吼地抓过来，套在自己身上，把自个儿里子那点真东西丢了个一干二净。写文章也是如此。读到大作家的瑰丽词藻、精巧结构，便觉得好，一股脑儿地往自己文章里塞，全然不顾自家的思想深浅、情感真伪、题材合宜与否。结果往往是，别人的皮毛没附上，自己说话的本能先丧失了，写出来的东西成了堆砌辞藻、模仿腔调的四不像，比直言己见的粗朴文字更要难受十倍。
文风这东西，最是勉强不得。它是一个人性情、学识、阅历在笔尖上自然凝结成的气息。李白的豪放，是盛唐气象与他个人仙才的奔腾；杜甫的沉郁，是乱世血泪与他仁者心肠的结晶。硬要一个心思缜密、观察入微的人去学李白的飘洒，难免虚浮；让一个性情奔放、想象奇诡的人去摹杜甫的谨严，必定窒息。这就好比让一个天生嗓音浑厚的人去模仿孩童的清脆，怎么学都透着别扭，最后连自己原本怎么发声都疑惑了。丢掉了“我”之精神，文章便成了无魂的偶人，妆画得再精致，也是死物一件。
那么，是不是就不必向前人、向他人学习了呢？绝非如此。怕的是“学步”与“效颦”，贵在“得神”。学，是去琢磨人家那步法为何优雅，那颦蹙为何动人，背后的情理与修养何在。读鲁迅，不是学他那“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的句式，而是学他那冷峻目光下灼热的批判精神；读沈从文，不是机械搬用湘西的风物名目，而是感受他笔下对“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眷恋。将别人的精神养分吸收，化作自己的血肉，再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这样，笔下流出的，才是既得了熏陶、又有自家面目的真文章。
说到底，写作终究是一场寻找自我、表达自我的旅程。邯郸学步，丢的是走路的根本；东施效颦，忘的是自我的本真。别人的华裳再美，未必合自己的身量；他人的腔调再动听，未必是自己的心声。守住笔下那点诚实的“我”，或许笨拙，却步步踏实；盲目套上不合身的文风，哪怕一时炫目，终归要走样，落得个爬回去或是惹人讥嘲的下场。这笔墨间的教训，古今一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