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我就听见厨房里那把老水壶又在唱歌了。不是现在那种“嘀”一声就停的电子音，是真正的唱歌——先是一两声试探的咕噜，像清晨的鸟在喉咙里试嗓子；接着水汽顶着壶盖轻轻磕碰，嗒、嗒、嗒，越来越急；终于水开了，白汽从壶嘴和盖子边沿喷出来，“呜——”地拖个长音，然后变成持续不断的、满足的叹息。这声音响了快二十年。
母亲每天都是被这把壶叫醒的。或者说，是她掐着时间在壶唱歌前就起来了。我小时候总觉得神奇，为什么水总在她走进厨房的那一刻恰好烧开？后来才明白，是她悄悄提前了十分钟，蹑手脚地摸黑起来，把壶坐在炉子上，等那第一声咕噜响起时，她才开始真正地“起床”——梳头，叠被，拉开窗帘。
这把铝壶很老了，壶身坑坑洼洼的，像张揉皱又摊开的糖纸。最显眼的是壶嘴下方那道疤，约莫指甲盖长，颜色深些。那是被我烫的。七岁那年我逞能，非要自己倒水，结果壶一歪，开水顺着壶嘴泼出来，在壶身上烫出一道永远褪不去的痕，也在我的手背上烫出一个哭了好几天的水泡。母亲没骂我，只是摸着那道新烫出的痕说：“这下你们俩倒是一对了。”后来我的手好了，壶上的疤却留了下来，像一个笨拙的签名。
壶里的水每天都要唱好几回。清晨唱给麦片和鸡蛋，中午唱给父亲带走的保温桶，傍晚唱给我泡脚的木盆。它见过我趴在桌边写作业时哈欠连天，见过母亲就着厨房的灯光择菜，一根豆角掰成三截；见过父亲深夜下班回来，把冻僵的手贴在温暖的壶壁上，像在捂一只不会飞的鸟。
前年搬家，新厨房装了即热饮水机。一按，热水就流出来，安静得像个小偷。母亲却坚持要把老壶带来。父亲说：“这壶太费煤气，该退休啦。”母亲没说话，只是用抹布慢慢地、一遍遍地擦壶身上那些擦不掉的印子。壶嘴的豁口，手柄上缠了又缠的防烫布，壶底被炉火舔黑的斑驳。她擦得很轻，像在抚摸一只老猫的脊背。
现在老壶不常唱歌了，只是安静地待在橱柜里。但每个星期天早晨，母亲还是会把它请出来，灌满水，坐在煤气灶上。当那熟悉的咕噜声在清晨响起时，我总会从床上睁开眼，静静地听。呜——嗒嗒嗒——呜——那些皱痕在渐亮的天光里微微反光，像是壶在呼吸。
昨天我发现，母亲往壶里灌水时，会不自觉地哼歌。很轻，几乎听不见，调子是二十年前的流行歌。水壶在唱，她也在唱，两个声音叠在一起，分不清是谁在应和谁。壶身上的每一道皱痕里，都藏着一个被烧开又冷却的清晨。而那些从壶嘴飘出来的、不断消散的白汽，是这个家最寻常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