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的南京特别冷。风吹过长江，裹着水汽和硝烟味，像钝刀子割在脸上。街上早就没了平日的吆喝声，碎砖乱瓦间，偶尔能看见一只孤零零的布鞋，或半本浸透了的识字课本。
安全区也不安全。洋人办的学校、教堂里，人挤着人，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孩子哭累了，就趴在娘怀里抽噎。大人的眼睛是空的，望着漏雨的屋顶，或者干脆闭着，仿佛一睁开，看到的就会是别的什么。外面零零星星的枪声，每响一下，屋里所有人的肩膀就跟着缩一下。那不是害怕，是身子自己记得的声音。
我那时小，懵懂记得一个早晨，石板路上结着薄冰。一个戴眼镜的先生，长衫下摆破了，被几个扛枪的人推着往前走。他走得很慢，腰却挺着。快到街口时，他忽然回头，朝我们这群缩在门洞里的孩子看了一眼。那眼神很深，没有喊叫，也没有泪，就是那么深深地看了一眼，好像要把我们都装进去。然后转过去，再没回头。后来我才懂，他那是在看将来，看他再也见不到的将来。
河水是浑的，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暗红色。靠近下关的江滩，那景象……唉。很多年后，我读到“江塞”这两个字，心口还是会猛地一揪。那不是水，那是一整个民族的伤口在淌血。码头上废弃的龙门吊，铁臂孤零零地指着天，像一句问不完的话。
也有光。不是太阳，是人心里的那点火星子。巷战打散了的小兵，拖着伤腿爬进地窖，老百姓咬着牙收留。稀得照见人影的米汤，你推给我，我让给你，最后总是落到最小的孩子嘴边。有个拉洋车的王大爷，平时话不多，半夜摸出去，从倒塌的屋子里背回来一个不认识的产妇和早产的婴孩。他说：“听到猫叫似的哭，不能当没听见。”就为这“不能当没听见”，他额头上多了道疤。
最难熬的是晚上。黑，真黑啊，黑得好像整个世界都被吞掉了。只有远处紫金山的方向，偶尔有信号弹升起，又很快熄灭，像一声短促的叹息。那时睡不着，就听身边老人用极低的声音，讲秦淮河的画舫，讲夫子庙的花灯，讲太平路的梧桐叶子秋天是怎么一片片黄透的。声音虚虚的，像在描摹一个前世做的梦。那些柔软的、热闹的、活色生香的从前，在无边的黑暗里，成了唯一能攥住的东西。
后来，冬天总算熬过去了。腊梅居然还是开了，在残垣断壁的缝里，星星点点，冷香混在焦土气里，闻着让人又想哭。活下来的人，开始慢慢从地底下、从夹墙里走出来，相互看见，也不说话，就那么点点头。眼神还是木的，但底下有什么东西在动，像是冻土深处，根须开始试着寻找水分。
八十多个冬天过去了。南京城早就起了新楼，马路宽了，梧桐树也又长得遮天蔽日。可有些东西，和玄武湖的底淤一样，沉在那儿，平时看不见，风大了，浪急了，就会泛起来。不是要缠住谁，是怕人忘了，怕那江风里曾经的血腥气，怕那深入的冷，更怕那在至暗时刻，还能让出一口米汤、在绝境里背回一个陌生婴孩的“人样子”。
纪念馆里的名字，墙上的影，江滩上再也寻不回的骨血，都不是冰冷的数字。那是一个一个，曾和我们一样，怕冷，盼晴天，会在早晨喝一碗热粥，心里揣着点儿卑微指望的“人”。记住他们，便是记住那冬殇极寒里，未曾彻底熄灭的温度。这记忆，是伤疤，也是根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