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一书，像一颗石子投入沉寂的水潭，激起的涟漪到现在还没完全散开。这本书把“脏乱吵”“窝里斗”“不认真”这些标签，狠狠贴在了许多中国人的自我认知上。当时骂声有，叫好声也有。现在回头去看，重点其实不在于书里说的那些毛病对不对、全不全，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一群长期习惯了听“祖宗如何阔”“文明如何灿烂”的人，突然被迫去照一面不那么柔光的镜子，那份刺眼和不适，本身就很有意思。
书里列的那些现象，比如爱讲大话空话、做事马马虎虎、喜欢内耗拆台，你没法说全是瞎编。生活里总能找到影子。但这种罗列，有点像把一个人的痘痘、疤痕、皱纹全挑出来，放大特写，然后宣布这就是此人的全部真相。看得人心里发毛，又忍不住觉得“好像还真有点像”。这种写法，火气大，不客气，不留情面，所以特别容易戳到肺管子上。它的价值，或许就在于这种“冒犯”。没有这种冒犯，温吞水似的自我表扬，永远引不起真正的注意。
中国人向来注重“自省”，但传统的自省往往是道德层面、内向的“吾日三省吾身”，关乎修身齐家。而《丑陋的中国人》把这种审视引向了集体性格、社会文化的公共层面，用的还是大白话、狠话。这就有了一种撕裂的效果，把一部分人从“我们天生就是最好”的迷糊中拽出来，摁着头看那些不光彩的角落。这种粗暴的启蒙，虽然伴随着疼痛和抗拒，但打破了某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禁忌，让公开讨论民族性格的缺陷成为可能，哪怕是从批评甚至嘲讽开始。
但话说回来，只停留在“丑陋”的层面，终究是片面的。人性何其复杂，文化又何其深厚。书里说的那些“丑”，很多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压力下的扭曲表现，是果而不是因。把板子全打在“文化”或“民族性”上，容易滑向本质主义，好像这些东西是刻在基因里改不掉的。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几十年过去，书中描绘的不少现象，随着社会环境的巨变，有的已经淡化，有的换了模样。这说明问题不在于一个静态的、永恒的“丑陋”，而在于那些催生不良现象的社会结构、制度环境和现实压力有没有改变。
看这本书，到重要的不是去争论中国人到底丑不丑，或者几分丑几分美。而是去思考，我们该如何建立一种更健康、更坦诚的自我认知方式。既不必在妄自尊大里陶醉，也不必在妄自菲薄里沉沦。能平静地审视自身的毛病，有改的勇气；也能坦然地肯定自身的优点，有承当的底气。这份冷静与清醒，或许比单纯地怒骂或辩护，都来得更为要紧。那面镜子，无论是别人硬塞的，还是自己举起的，照完之后，终究要回到如何改善现实这个朴素的命题上来。书里的声音，刺耳却或许必要，它曾是打破寂静的那一声喊，至于喊醒了什么，又催生了什么，则是每个照过镜子的人需要自己走的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