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老槐树下，秀姑又站成了一尊望夫石。日头从东山爬到西山，把她的影子从细瘦抻到绵长，再一点点揉进墨色的夜里。她手里攥着的那块鸳鸯帕，边角早已磨出了毛边，颜色也褪得泛了白，可帕子上那对相依的鸟儿，倒像是烙进了布丝里，依旧鲜活得扎眼。那是根生走那年，赶集时买给她的，他说：“等我把债还清，就回来风风光光娶你。”话里的热气，仿佛昨日才呵在她耳畔。
秀姑等啊等，等了三年春绿，三年秋黄。头一年，她纳了十双鞋底，托人捎去省城，怕他脚底冷。第二年，她卖了娘留给她的银镯子，换钱给他寄去，怕他手头紧。第三年，她学会了认字，就着油灯，一笔一划地写信，写村里的稻子，写老槐树开了花，写她又梦见他回来了。信纸摞起来有寸把高，回信却只零星几封，话越来越短，字越来越淡，最后只剩按月汇来的一笔笔钱，数额渐丰，却冷冰冰的，不带一点人气。
村里风言风语起了。有人说在省城见着根生了，西装革履，出入有小汽车。还有人说，他身边跟着个烫头发、穿旗袍的摩登女学生，两人挽着手，有说有笑。秀姑听了，只是摇摇头，把晒好的红薯干仔细收进瓮里，喃喃道：“他最爱吃这个，回来就能吃上。”她把所有心思，都夯进了村头那两间新起的瓦房里，一砖一瓦，都是她用汇来的钱，亲手操持起来的。新房亮堂堂的，她说，这是他们的家。
第四年开春，根生真的回来了。不是一个人，身后跟着那个传言里的女学生，肚子微微隆起。小汽车在土路上扬起半天高的灰尘，停在了老槐树下。根生下了车，皮鞋锃亮，眉头却锁着。他没进村，只把秀姑叫到车前。风很大，吹得秀姑的粗布衣裳紧贴在身上，她怀里还抱着个蓝布包袱，里面是她新做的夹袄，怕他在城里受了春寒。
“秀姑……我对不住你。”根生开口，眼神飘向别处，“这是阿珍。我在城里，多亏了她家照应。有些事，由不得人……这钱你拿着，房子……你留着也好，卖了也罢。”
秀姑没接那厚厚一沓。她看着根生，又看了看他身后那个面色复杂的年轻女子，忽然觉得眼前这个男人陌生得很。她慢慢打开怀里的包袱，拿出那件簇新的藏蓝色夹袄，针脚细密得像她的心思。“天还凉，穿着吧。”她把夹袄轻轻放在引擎盖上，那块褪色的鸳鸯帕，从她松开的手指间滑落，掉进路边的尘土里。
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转过身，一步一步往回走。走向那间她亲手垒起的、却永远不会成为“家”的空洞瓦房。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长得盖过了来时路，也盖过了那四年一千多个日夜的痴心守望。
根生望着她挺直的、渐行渐远的背影，张了张嘴，终究什么也没喊出来。他弯腰捡起那块沾了土的旧帕子，鸳鸯依旧，只是那缠绕的丝线，不知何时，早已断了。女学生轻轻拉了拉他的袖子，他才恍然回神，把帕子胡乱塞进口袋，像塞进一块烧红的炭。车子发动，绝尘而去，扬起更大的尘土，模糊了村庄，也模糊了往事。
老槐树依旧在那里，年年开花，年年花落。只是树下，再也没有那个从日升站到日落的女子了。情深缘浅，终究是，负了光阴，也负了人心。瓦房空了，故事也老了，只剩风穿过窗棂，呜呜地响，像是谁也听不懂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