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王别姬的故事最早见于司马迁所著的《史记·项羽本纪》。这段流传千年的悲情故事，在史书的简练笔墨中初具雏形，成为后世文学艺术演绎的基石。
《史记》记载了项羽兵败垓下、四面楚歌的历史场景：“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在这段记载中，司马迁细腻地刻画了项羽英雄末路的心境，但此时尚未出现虞姬的身影。
真正让故事丰满起来的，是司马迁接下来对项羽悲歌的记述：“有美人名虞，常幸从；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这段文字虽然只有百余字，却构建了整个故事的核心框架：绝境中的英雄、忠诚的骏马、相伴的美人，以及那首荡气回肠的《垓下歌》。司马迁在这里首次让虞姬登场，但她并未被赋予具体的姓名，只以“美人名虞”称之，她的和歌内容也未作记载，留给后世巨大的想象空间。
班固在《汉书·项籍传》中基本沿袭了《史记》的记载，文字略有精简，但核心情节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司马迁还是班固，都未明确写出虞姬自刎的结局。史书只写到“美人和之”后众人哭泣的场景，虞姬的最终命运成为一个历史留白。这种留白恰恰成为后世文艺创作的重要突破口，使得虞姬的形象在传说、戏曲、小说中不断被丰富和重塑。
从史书记载可以看出，早期的“霸王别姬”故事更侧重于展现项羽的末路悲情，虞姬的形象相对模糊，更像是烘托英雄悲剧的象征性存在。她的存在强化了项羽“英雄气短、儿女情长”的复杂形象，也使得这场政治军事失败转化为更具感染力的个人命运悲剧。史家笔下的虞姬，如同月光下的剪影，轮廓清晰却面目朦胧，正是这种朦胧，让后世文人有了无尽的创作空间，最终在京剧《霸王别姬》等艺术形式中，完善为今天我们熟知的慷慨赴死、以明心志的经典形象。
这个故事从史书片段到艺术经典的演化过程，体现了中国叙事传统的特点：历史为骨，艺术为肉，情感为血。司马迁在《史记》中埋下的这颗悲剧种子，经过千年浇灌，生长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凄美动人的故事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