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海，七六年出生在江边一个叫白沙的小镇。父亲是粮站的会计，母亲在镇办服装厂踩缝纫机。我的童年和镇上大多数孩子一样，滚着铁环穿过青石板巷，在夏夜的露天电影场里跑来跑去，最大的梦想是拥有一把能打塑料的玩具枪。人生轨迹似乎早早被划定：读完镇中学，运气好的话考个中专，接父亲的班，或者进母亲的厂子。
转折发生在我十六岁那年夏天。父亲去市里开会，带回来一本旧书，封面已经磨损，是杰克·伦敦的《马丁·伊登》。那个燥热的、弥漫着栀子花与河水腥气的暑假，我把自己关在阁楼里，跟着马丁在海上漂泊，看他拼命读书写字，心里第一次被一种蛮横的力量撞开了一道口子。我忽然觉得，白沙镇外面的世界，可能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点。我跟我爹说，我要考高中，上大学。他坐在昏黄的灯光下，拨了好一会儿算盘，才抬头说：“路难，家里供不起三年高中再加四年大学。但你要真想，爹的烟戒了。”
为了省住宿费，我每天骑那辆二八大杠往返县城高中，单程一个半小时。冬天黑得早，路上结了薄冰，有一次连人带车滑进路沟，爬起来第一个念头是怀里的英语单词本湿了没有。九五年，我成了镇上第一个考上北京的大学生。送我那天，父亲在月台上只拍了拍我肩膀，母亲把煮鸡蛋塞满我的书包。火车开动时，我看见他们越来越小的身影，和站台上那片灰蒙蒙的天空融为一体。
大学并非坦途。普通话说得蹩脚，计算机课第一次摸键盘手都在抖。*过家教，发过传单，在食堂帮忙打饭可以省一顿餐费。那些深夜，我在阶梯教室啃着经济学著作，听着窗外隐约传来的城市轰鸣，感到一种孤独的充实。九九年毕业，我没回老家，揣着五百块钱和一卷铺盖，扎进了南下深圳的人潮。
从电子产品销售员做起，站柜台、跑客户、喝到胃出血。租住在农民房的顶层，夏天像蒸笼。零三年，我拿出所有积蓄和两个同学凑了十万块，代理一个国产交换机品牌。第一年，我们三个人挤在三十平的办公室，吃睡都在那里。被骗过货款，被对手恶意挖过墙角，最艰难时工资都发不出。但我总想起父亲戒掉的那包烟，和母亲缝在衣服内里的、写了平安符的布条。
转型发生在零八年前后。传统代理生意越做越窄，我咬着牙决定自己做研发，做智能家居的小模块。团队里走了不少人，说我们异想天开。我和剩下的几个技术骨干，泡在实验室里整整一年半，失败了无数次。钱烧光了，我把深圳那套小房子的贷款又抵押了一次。妻子什么都没说，把孩子送回老家，自己多兼了一份工。我记得产品终于通过测试那晚，我们几个大男人在空荡荡的车间里，沉默地坐了很久，直到晨曦把窗户染白。
如今，我的公司在细分领域有了一席之地。我仍然不算什么成功人物，没有上市，也远未财富自由。但我回到白沙镇，给老中学捐了一个小图书馆，就叫“伊登书屋”。父亲已经老了，还在拨弄他的算盘，母亲的眼睛花了，再也踩不动缝纫机。我带他们去看我公司楼下的木棉花开，他们只是笑，说没老家的香樟树好看。
前几天，刚入职的年轻员工问我：“林总，您觉得是什么让您走到今天？”我想了很久，没能给出一个漂亮的答案。或许只是十六岁阁楼上那个闷热的下午，或许只是父亲戒掉的那包“红梅”烟，或许只是无数次摔倒后又爬起来的本能。这条路从来不曾非凡，它布满每一个普通人都会经历的尘土、荆棘与偶尔的光亮。我只是把这份“平凡”，用自己的力气，一遍又一遍地重塑，直到它看上去，稍微有了点自己的形状。这就是我的岁月，一个普通人，在属于自己的轨道上，笨拙而认真地运行的全部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