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笔灰在午后斜射的光柱里缓缓沉浮，像极了许多年前的那个下午。
那时的我，是教室里最沉默的影子，躲在课本垒起的高墙后，以为世界不过方寸。李老师总是穿一件半旧的灰衬衫，粉笔字写得遒劲有力。他讲《海燕》，声音不高，却像有海浪在教室里隐隐轰鸣。可我仍低着头，在自己的岛屿上沉睡。
改变发生在一次糟糕的周记之后。那篇敷衍了事的文章，被他用红笔密密地圈点。我忐忑地去办公室，准备迎接批评。他却推开作业本，指着窗外的泡桐树说：“你看，最高的那根枝桠，是不是在试着够远方的云？”我茫然点头。他转回头，目光沉静地看着我：“你笔下的句子，就像那根枝桠。力量还稚嫩，但方向，已经朝着云了。”那一刻，我从他镜片后的眼睛里，第一次清晰地看见了自己的倒影——不是一个模糊的影子，而是一个有可能性的、正在生长的生命。
后来，他常在课余给我一两本书，书页间夹着短短的字条。有时是“此句甚妙，你可仿其骨”，有时只是一个问号，批在我文章留白处，逼着我去想更深的东西。那些字条像一块块小小的砖，在我心里垫出一条极窄、却通往未知的小径。我开始觉得，文字不是作业，是呼吸。
毕业前最后一节课，他擦完黑板，捻着手指上的灰，忽然说：“记住，我教给你的，不是怎样到达远方，而是怎样在泥泞里，辨认出通往远方的微光。那缕光，你得在自己心里养着。”他笑了笑，额上的皱纹舒展开，“走吧，你的路在教室外面。”
多年后的今天，我也站上了讲台。当我在学生的眼里看到我曾有过的迷茫与星光，当我用他当年的口吻说“这句不错，方向对了”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那间满是粉笔灰的教室。原来，他给予我的，从来不是一把丈量世界的尺子，而是一束光源。这光，首先照亮了我自己，让我看见三尺讲台之外，还有一个无比辽阔、值得奔赴的远方。
而如今，我也成了提灯的人。那缕光，就这样，静静地，在一双又一双眼睛的接续里，亮了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