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李又蹲在院门口那棵槐树下头了。手里攥着那块巴掌大的木头，另一只手捏着把锉刀，就那么一下一下地磨。木屑簌簌地往下掉，跟树上飘下来的槐花混在一块儿，分不清哪是花，哪是屑。他眼神定定的，像钉在了那块木头上，外头街上卖菜的吆喝、邻居家电视的声响、孩子们打闹的尖叫，都跟他隔着一层看不见的膜，进不到他耳朵里。
他在雕一只小马。这块木头在他怀里揣了怕有小半个月了，早晚得空就拿出来摆弄。眼下，马的轮廓早已清晰，昂着头，脖颈的弧线绷着一股子劲儿，四蹄还没完全分开，但奔跃的姿态已经藏不住了。老李现在磨的，是马肚子底下那片最光滑的曲面。锉刀走得很慢，很轻，几乎是贴着木纹在蹭。他不是在“雕”，倒像是在“抚”，要把那木头里睡着的一匹马，轻轻地、有耐心地唤醒。
老伴儿在屋里隔着窗户看了他几眼，叹了口气，没言语。她知道，这时候叫他，跟叫一块石头答应差不多。这么多年，她早就习惯了。年轻那会儿，老李在国营厂里当模具工，手里过的都是冰冷的铁疙瘩，车、铣、刨、磨，讲究的是分毫不差。可一下了班，他的魂儿就钻进了这些软和的木头里。那时候物资紧巴，好木料难得，他到处捡些边角料，榆木疙瘩、枣木棍子，拿回家来，就在昏黄的灯下，用最简陋的刀凿，雕些小玩意儿。给儿子雕过一只歪脖子啄木鸟，给女儿雕过一只胖墩墩的存钱罐。孩子们新鲜两天，不知丢到哪个角落去了，他也不过问。他雕东西，好像不为给谁，就为雕的那一刻心里头的静。
后来，厂子改制，他下了岗。为了生计，蹬过三轮，摆过小摊，给人看过仓库。日子起起伏伏，家搬了好几回，一些家当丢了、卖了，可他那个装木工家什的旧帆布工具箱，总是擦得干干净净，放在最稳当的地方。里头规矩地躺着各色刻刀、凿子、锉，柄都被手汗浸润得发黑发亮。那是他安身立命的家伙，也是他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钥匙。再累，再烦，只要晚上摸出块木头，拿起刻刀，那些嘈杂、那些不如意，就都被刀子削去了，只剩下眼前的纹理和心里的形状。
前两年，孙子童童出生，老李乐得合不拢嘴。童童周岁抓周，五花八门摆了一地，小胖手却晃晃悠悠，一把抓住了爷爷刚完工的一个小木猴，攥得死死的。老李眼圈当时就有点热。童童稍大点，最爱缠着爷爷。老李雕东西，他就搬个小板凳坐在旁边看，不吵不闹，黑葡萄似的眼睛跟着爷爷的手转。老李有时把着小孙子的手，让他摸那光滑的木面，感受那温润的弧度。“童童看，这儿，是马的肌肉，鼓着呢；这儿，是它跑起来带起的风。”童童似懂非懂，只会咯咯笑，用小手拍打木马。
日子像溪水一样淌着。老李头发全白了，手却依然稳。他雕的东西越来越多，窗台上、茶几上，摆满了他的“兵将”：憨态可掬的熊、展翅欲飞的鹰、并肩依偎的鸳鸯……每一件都不重样，都带着木头本身的脾气和他手下功夫的体温。有人见了喜欢，出钱想买。老李总是笑着摇摇头：“不成，这东西，离了这儿，就没魂儿了。”在他看来，这些木雕跟童童一样，都是他看着“长”出来的，有命，有感情。
这天下午，小马终于成了。老李用最细的砂纸，蘸了点清水，给它通身细细打磨了一遍。木头的本色露了出来，是种温暖的淡黄，纹理像水波，在马背上微微荡漾。他长吁一口气，把小马放在掌心，对着西斜的太阳看。阳光穿过槐树的叶子，漏下斑驳的光，在小马身上跳跃，那马仿佛立刻活了过来，肌腱在皮下滚动，下一瞬就要扬蹄嘶鸣，冲破这满院的宁静与时光。
童童从幼儿园回来，像颗小炮弹似的冲进院子，扑到爷爷腿上。“爷爷，我的小马呢？”老李笑眯眯地把掌心摊开。童童“哇”了一声，小心翼翼捧过去，眼睛亮晶晶的，看了又看，然后用脸蛋轻轻蹭了蹭马头。“爷爷，它真暖和。它叫什么名字呀？”
老李摸着孙子的头，望向远处。院墙外，城市的天际线又拔高了不少，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光。推土机的轰鸣声，隐隐约约，似乎又近了一些。这片老城区，怕是也留不住多久了。
“它呀，”老李的声音很缓，很沉，像从木头的深处传来，“它还没想好名字。但它知道它要往哪儿跑。”
童童仰起脸：“它要跑到哪儿去？”
老李接过那只小木马，把它放在窗台最明亮的一角。那里，已经有一排他雕的小动物，静静地站着，沐着光。
“跑到它该去的地方。”老李说，“不管它跑多远，它都是爷爷心里头，一点一点跑出来的样子。这个样儿，变不了。”
夕阳把一老一少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在斑驳的砖地上。影子安静地叠着，像另一组温存的、不会说话的雕塑。老李知道，他这辈子，大概就是这样了。守着这堆不会说话的木头，守着心里头那点不变的手感与温度，把时光一寸寸，刻进年轮里，刻成他能留住的模样。这模样，给孙子看，给老天看，也给自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