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黄昏，爷爷从阁楼搬下那只樟木箱。灰尘在斜阳里跳舞，他掀开箱盖，里面不是金银，是厚厚一叠泛黄的信纸。“1962年，”他指着一封边角磨损的信，“你太爷爷让我选。”
太爷爷的信是从南洋寄回的。那时家里揭不开锅，太爷爷在槟城的橡胶园站住了脚，信里说：“船票已托人买好，下月初三抵港。”随信附着一张黑白照片，太爷爷穿着白西装，身后是高大的棕榈树。另一封信来自县中学，墨迹深深印在粗糙的纸上：“经研究，准你复学，望珍惜来之不易机会。”校长亲自走了二十里山路送来这信。
爷爷把两封信并排放在膝上，左看看，右看看。南洋的信纸光滑，带着若有若无的檀香味；学校的信纸毛糙，红色抬头印得有些歪。十六岁的爷爷在那个雨季反复摩挲这两张纸，窗外的芭蕉叶被打得噼啪响。
他最终留了下来。原因很实际——他是长子，下面有三个弟妹，母亲有咳疾。去南洋意味着至少五年不能回头，而上学就在三十里外，每月能回家挑水砍柴。他把南洋的船票钱换了半袋玉米，送校长两条咸鱼当谢礼。多年后他对我讲起，语气平淡：“那时觉得，家里总得有人撑着。”
但选择真的结束了吗？1993年，橡胶园主的后人寻来，说太爷爷去世前留了份产业。来人拿出法律文件，只要爷爷签字，就能继承槟城一家小贸易公司的股份。那时爷爷刚下岗，在街角摆修车摊，母亲住院的账单压在枕头下。他盯着文件看了很久，最后摇摇头：“我爹闯南洋是他的活法，我守在这儿是我的活法。”
我接过那叠信，最下面压着爷爷的日记本。翻到1962年8月那页，少年用铅笔写着：“今晨挑水，见山坳桃花竟开。南洋也有桃花么？或许不同。阿妹捡了桃核说要种在窗前，等她长大看花开。”字迹被水渍晕开过，像泪又像雨。
去年清明，我陪爷爷上山。太爷爷的衣冠冢立在老榕树下，爷爷点了三炷香：“爹，南洋的桃花，我算是见着了——你孙子上月去了新加坡比赛，拍了照片回来。”他掏出手机，笨拙地划拉着屏幕。照片里，我曾孙站在滨海湾花园的超级树下，身后是钢铁的森林。
下山时爷爷走得很慢。他突然说：“人以为在选路，其实是路在选人。我留在这山坳里，看桃树开了六十年花，每朵都不一样。”夕阳把他影子拉得很长，像另一个时空里那个可能踏上甲板的少年。
樟木箱还放在阁楼，信纸上的折痕越来越深。每次开箱，都像打开无数个平行的世界——一个爷爷在南洋的湿热里割胶，一个爷爷在教室黑板前写方程式。而我们所在的这个现实，不过是无数可能中恰好成真的那一个。选择从来不是瞬间，是每个清晨推开窗时，决定今天要看哪片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