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门口那棵老樟树，叶子绿得发暗，风一过，哗啦哗啦响，像是拍着一只只厚实的巴掌。声音闷闷的，传不远，就跌落在脚边的水泥地上。四年前拖着行李箱第一次听见这声音，觉得是热闹的欢迎；如今听来，却像一场缓慢而固执的倒计时。空气里弥漫着一种复杂的气味，是樟树香，混合着食堂最后一日免费餐券里，那盘红烧肉油腻而丰腴的告别。
散伙饭选在了常去的那家小馆。招牌旧了，霓虹缺了几个笔画，老板娘却记得我们这拨人，记得谁爱吃辣谁要加醋。菜上得比平时慢，啤酒泡沫涌出来，又迅速塌陷下去，像我们急于说出又迅速咽回的话。碰杯声很响，祝福的话很大声，仿佛声音足够大，就能填满未来那些必然的空白。有人讲起第一次班级活动谁出了糗，有人模仿某位老师的口头禅，笑声一阵一阵的，掀翻了屋顶。可笑声的间隙里，沉默来得更快，更沉。筷子在盘子里拨拉，拣不起什么，也放不下什么。我们都清楚，这顿饭后，“我们”就将变成“我”和“他们”。地理上的迁徙即将开始，记忆的坐标却从此凝固在这个油腻的、嘈杂的、充满烟酒气的夜晚。
回到宿舍，楼道前所未有的安静。平日嫌吵的隔壁吉他声、楼上的脚步声、盥洗室的谈笑，此刻全被抽空了，只剩下自己呼吸和心跳的微响。四年的杂物，书籍、衣物、各种零零碎碎，此刻都成了待处理的遗迹。翻出一张电影票根，一场早已忘记情节的晚课；找到一枚生锈的钥匙，是对面宿舍的，他们搬得更早。每一样东西都在轻声质问：带我走，还是留下？带走，是沉重的迁徙；留下，是决绝的抹除。选择任何一种，都意味着对另一种可能性的永久关闭。
最后的仪式是归还钥匙。那把被磨得光滑的铜钥匙，齿痕记录着无数个清晨的匆忙与深夜的疲惫。把它轻轻放在宿管阿姨空荡荡的窗台上，像完成一个无声的交接。转身离开时，听见背后“哐当”一声轻响，那是它被收进抽屉的声音。一道门，从此对我上了锁。我成了一个没有房间的人。
走出校门时，天是灰蓝色的。我没有回头。不是不敢，是知道回头也看不见完整的过去了。那些并肩走过的人，此刻已散在四面八方；那些理所当然的日常，已被连根拔起。筵席的热气终会散尽，杯盘狼藉会被收拾干净。从此往后，这个被称为“母校”的地方，将成为一个地名，一组照片，一种日渐模糊的口音。我们或许还会再见，在某个城市的街头，在某个人的婚礼上，带着妥帖的笑容和得体的问候。但我们再也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被同一盏铃催促，为同一场考试发愁，拥有同一个可以随时折返的“根据地”了。
故地，之所以为“故”，是因为有人在时间里等你。而筵席散去，人等不回，地，也就永远地失去了重逢的必然性。路在前方铺开，身后，那扇门轻轻合上，锁孔里，传来时光转动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