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巴车沿着盘山公路爬了四个多小时，窗外的景色从高楼大厦变成低矮平房，最后只剩下一片连绵的黄土坡与倔强的旱地玉米。十六岁的城市少年陈默，拖着名牌行李箱，站在了李家坳的村口。风卷着沙土打在他昂贵的牛仔裤上，他看着手机屏幕上彻底消失的信号格，第一次感到“世界”这个词从身上被抽走了。
他的“新家”是山腰一处窑洞，墙皮斑驳，炕头温热。接待他的“父母”，李建国和张桂芳，脸上皱纹深如沟壑，手像老树皮。他们的话带着浓重乡音，陈默大半听不懂，只是勉强点头。第一天，他嫌弃土炕硬、饭菜粗、旱厕刺鼻，用带来的零食果腹，戴着降噪耳机隔绝他认为的“荒蛮”。他此行的目的明确：应付完电视台《变形计》的拍摄，拿到父亲许诺的新款游戏机。
转变始于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清晨。天还没亮透，窑洞里已空无一人。陈默寻到地里，看见李建国夫妇正弓身锄草。太阳毒辣，他们的后背被汗水浸透，深蓝布衫紧贴嶙峋的脊梁，一下一下，动作迟缓却不停歇。那一刻，某种直接的、关于“生存”的冲击，撞碎了他心里矫情的壁垒。他犹豫了一下，走过去，生硬地拿起了靠在田埂的另一把锄头。李建国抬起头，愣住，然后咧开嘴，笑了，递给他一顶破草帽。
日子在锄头起落、溪边抬水、灶膛添柴中流过。陈默跟着李建国去镇上卖粮，三十里山路，拖拉机颠簸，粮价被压得很低，李建国捏着那点皱巴巴的，却给陈默买了瓶他没喝过的汽水。夜里，张桂芳在油灯下给他缝补刮破的衣裳，针脚细密。她话不多，只是有一次，看着窗外黑黝黝的大山，轻声说：“娃，山里苦，留不住人。你能来看看，就好。”
陈默开始教村里唯一教学点的几个孩子认字。孩子们挤在旧窑洞里，眼睛亮得像星星。他们用石子在地上划，念“山”“石”“田”“土”，也念“梦想”“远方”。一个叫山娃的小男孩，把自己的宝贝——一个装着一只绿蚂蚱的玻璃瓶——塞给他，说：“默哥哥，城里也有蚂蚖吗？”陈默喉咙发紧，答不上来。
拍摄结束的日子到了。临走前一晚，李建国蹲在窑洞外抽了一宿的旱烟。张桂芳连夜烙了一沓干硬的饼，塞满他的背包：“路上吃，比买的干净。”陈默的行李箱不再沉甸，他把大半衣物和零食留给了孩子们。清晨告别，他没有哭，只是深深地、深深地对那孔沉默的窑洞和两个佝偻的身影鞠了一躬。
回城后，生活似乎恢复了原样。但有些东西变了。他开始珍惜食物，习惯关掉不用的灯，面对父亲的苛责和母亲的眼泪，多了份沉默的耐心。那个曾被他嫌弃的行李箱，一直放在床下，里面放着那顶破草帽和一本山娃们用烟盒纸订成的画册。偶尔，在都市炫目的霓虹里，他会恍惚听见一种呼唤，混着黄土的风声、旱地的蝉鸣、还有窑洞里那盏油灯轻轻的哔剥声。那呼唤来自远山深处，并不凄厉，却沉沉地，拴住了少年心里某一块曾经飘浮的地方。
他知道，变形的不是一段人生置换的游戏，而是一颗心被另一种生命重量，真实地压过、浸润过的痕迹。远山无声，呼唤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