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五点半，李老师推开吱呀作响的木门，山雾还沉甸甸地压在山坳里。他提起墙角那把用了七年的旧手电，沿着蜿蜒的碎石路往学校走。这条路，他走了三千多个来回。学校是两间旧平房，墙皮斑驳，但门口那面国旗总是鲜亮的。他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升起来。旗杆是根老毛竹，旗绳磨得发毛，但国旗升到顶时，李老师总觉得，这片寂静的山谷也跟着醒来了。
学生不多，十二个，从六岁到十二岁，挤在一间教室里。这就是全部的学生了。第一节是语文课，李老师教《望庐山瀑布》，孩子们没见过真正的瀑布，他指着后山那条雨季才有的细水沟比划：“想象它放大一百倍，声音像打雷，水汽能溅到脸上。”孩子们瞪大眼睛，努力想着。粉笔只剩短短一截，他捏得很紧，板书时身子微微侧着，让最后一排也能看清。数学课，教到“元角分”，他从兜里掏出皱巴巴的和几个，那是他自制的教具。孩子们传递着摸，小卖部在二十里外的镇子上，这些对他们而言，更像是课本里的图片。
课间，孩子们围着他。最瘦小的那个女孩叫小梅，母亲在外打工，她拽着李老师洗得发白的衣角：“老师，我妈说城里的楼比山还高，真的吗？”李老师蹲下来，看着她：“真的。但你看咱们的山，春天有杜鹃，秋天有板栗，城里可没有。”他不知道这话能不能安慰她，但他得说点什么。另一个男孩把攒了一周的野山楂塞给他，果子有些蔫了，李老师当着孩子的面，很认真地吃了一个，说特别甜。
下午有堂特别的“课”——带孩子们去后坡的菜地。这是学校的“实践园”，辣椒、茄子、几行白菜。孩子们浇水、捉虫，叽叽喳喳。李老师一边松土，一边讲植物怎么吸水，怎么晒太阳。知识在这里，和泥土、汗水混在一起。他想起十年前刚来的时候，这里连像样的操场都没有。他带着最早的几个学生和家长，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这块平地。手上磨出的血泡，早成了茧子。
傍晚，送走最后一个结伴回家的孩子，他回到办公室兼宿舍。桌上堆着作业本，墙角是成箱的旧书，都是他托同学从城里捐来的。灯泡昏暗，他批改作业，在写得好的一页画个小小的红旗。窗外的山影渐渐黑透，只有虫鸣。有手机信号的时候，他会看看同学群，里面谈论着职称、房价、出国旅游。他很少发言。有人问过他：“还不走？”他只是笑笑。走？走去哪里？这里的王小毛算术终于不开窍了，得单独再讲；学校的屋顶雨季前得补一补；答应孩子们的运动服，还得再催催乡里。
他想起小梅的作文：“我的老师像山上的那棵老松树，我们都知道他一直在那里。”李老师合上本子，揉了揉发酸的眼睛。他知道，自己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出这片大山了。但这些年，他教过的孩子里，有三个考上了县里的重点中学，有一个还去了省城读大学。过年时，那个大学生发来短信：“老师，山外的世界很大，但想起您和教室里的灯光，我就觉得踏实。”
夜里，山风大了，吹得窗户纸哗哗响。李老师检查完明天的教案，吹灭了灯。黑暗中，他仿佛能听到远山的呼吸，和那些正在灯下苦读或是已然沉睡的孩子们的鼻息。明天，国旗还会照常升起，手电的光还会刺破晨雾，粉笔依然会在黑板上发出沙沙的声响。这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只有日复一日的“到课”、“起立”、“同学们好”。但就在这些声音里，有些东西，像山间的树，悄无声息地扎下了根，向着有光的方向，缓慢而坚定地生长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