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潮涌动的地铁口，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背影。肩膀微塌，灰夹克，拎着一个半旧的公文包，步履匆匆。是他，错不了。我们上次见面，还是十五年前的大学散伙饭。那时他意气风发，拍着桌子说要改变世界。此刻，他正被人流裹挟着，向出口的闸机挪去。
我喉咙一紧，那句堵了多年的称呼几乎要脱口而出。手却僵在身侧，没抬起来。叫住他，然后呢？说些什么？问“最近还好吗”？这问题太空洞。问他实现了多少当年的梦想？这又太残忍。我看见他刷了卡，侧脸掠过一丝被生活打磨过的倦怠，随即消失在向上的扶梯人流里。我就那么站着，像一根不合时宜的柱子，任凭四周的人撞着我的肩膀。
十五年前，我们并称中文系的“狂生双璧”。在熄了灯的宿舍里，能就着一点花生米，从屈原吵到北岛，仿佛笔和舌头就能重塑乾坤。毕业前夕，他说要去南方，去“热气腾腾的真实人间”里写一部史诗。我留在了北方的出版社，校对着别人的文字，日复一日。
起初还有联系。他来信说在报社跑社会新闻，字里行间是新鲜的愤怒与见闻。后来信稀了，变成逢年过节里的一个名字。再后来，连群发的名单里，也找不到他了。我断续从同学那里听到一点碎片：他换了工作，去了企业，结了婚，又离了，似乎过得并不顺遂。每一次听到，心里都像被细针轻轻扎了一下，不是疼，是一种茫然的失落。我们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轨道，彼此的生活成了对方传闻里的一个模糊注脚。
直到今天，这个毫无征兆的下午。原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同一座巨大城市的两端，可能无数次在交错的地铁线上擦肩而过。这次，距离最近的时候，大概只有三米。这短短的三米，却隔着十五年南辕北辙的光阴。我忽然无比清晰地意识到，我迟疑的，不是如何寒暄，而是害怕。害怕他眼中也映出一个同样被生活驯服、眼神浑浊、头发稀疏的中年人。害怕确认，那个与我们青春血肉相连的、热烈的、自以为是的世界，真的已经彻底塌陷成了记忆里的废墟。更害怕那句脱口而出的“老同学”，像一把生锈的钥匙，怎么也打不开如今这把复杂的锁。
地铁隧道的风，带着特有的潮湿与尘土气，一阵阵扑上来。我最终转身，走向了相反方向的站台。没有遗憾，也没有伤感，心里竟是一片近乎透明的平静。有些重逢，或许只适合在脑海里完成。那个穿着灰夹克的背影，和当年那个拍案而起的白衣少年，终于在我的回首一瞥中，缓缓重叠，又静静地分开了。我们不曾真正“再见”，或许才是对过去最好的致意。列车进站，门开了，我随着人群挤了进去，把自己安顿在一个角落。窗外广告牌的流光，开始飞快地向后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