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下称《解释一》）自1999年颁布以来，为合同法在审判实践中的统一适用提供了关键指引。尽管《民法典》已施行，其部分规则被吸收或调整，但回顾《解释一》的核心条款，对理解合同法律规则演进及处理历史遗留纠纷仍有实务价值。
合同效力认定与法律适用问题是《解释一》着墨重点。解释明确了合同效力认定依据的法律层级，强调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才能导致合同无效。这一定位在实务中纠正了当时动辄以地方性法规或部门规章否定合同效力的倾向，维护了交易安全。比如企业超越经营范围订立的合同，除非违反特许经营或禁止性规定，否则不应轻易认定无效，这体现了鼓励交易的司法精神。在《民法典》时代，关于违反强制性规定不导致无效的但书条款，其精神内核与《解释一》一脉相承。
关于合同履行与债权保全的条款实务影响深远。《解释一》对代位权诉讼和撤销权诉讼的具体程序规则作出创设性规定，特别是明确了代位权行使的效力直接归属于债权人，突破了传统债法理论，解决了执行难中的债务人怠于行权问题。在实务操作中，债权人依据该解释提起代位权诉讼，可直接要求次债务人向自己履行，极大增强了债权实现效率。撤销权行使期限起算点的明确，也避免了债务人通过持续行为损害债权所带来的期限计算难题。
诉讼时效制度的具体化是另一大亮点。《解释一》对分期履行债务的时效起算、时效中断事由的认定等作出细化。比如当事人就债务履行达成协议，即便未明确约定具体数额，也产生时效中断效果。这些规则在当年统一了各地法院裁判尺度，减少了因时效问题导致的实体权利丧失。其确立的“权利可行使”作为时效起算点等原则，已被《民法典》诉讼时效章节所吸纳。
合同权利转让与义务承担的程序性规定解决了实践混乱。《解释一》明确债权转让中，债权人仅需通知债务人即可，无需得其同意；而债务承担必须经债权人同意。这厘清了基本规则。在涉及多重转让时，解释虽未直接规定优先顺序，但其对通知效力的强调，为后续物权法及司法解释确立“通知到达”优先规则奠定了基础。实务中处理资产包转让、工程款债权转让等问题时，这些程序要件仍是审查重点。
关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期限，《解释一》虽未创设一般规则，但其在技术合同部分关于“合理期限”的指引，对各类合同中解除权怠于行使可能失权的认定产生了广泛影响。法官常参照该精神，在非技术合同纠纷中，对长期不行使解除权一方的主张不予支持，以稳定合同关系。
《解释一》在司法解释历史上首次系统回应了合同法与旧法衔接问题。其关于合同成立于合同法实施之前但纠纷发生在此后的法律适用原则，即“从旧兼从有利”，平衡了法不溯及既往与保护当事人合理预期之间的关系。处理涉及历史遗留的国企改制合同、土地承包经营合同纠纷时，这一过渡期安排曾发挥关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