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老师把那本厚厚的《活着》放在讲台上，粉笔灰在午后的阳光里慢慢沉下去。他拍了拍封面：“这礼拜咱们就啃这本。”底下先是安静，接着响起哗啦啦翻纸页的声音，像一群鸽子突然展翅。李想第一个举手：“老师，这书太沉了。”他指的是那种压在心口上的沉。
周三下午的阅读课，电风扇转得吱呀呀响。王小雨读到有庆死的那段，突然把头埋进胳膊里，肩膀轻轻抖。同桌陈默默默递过去半包纸巾，什么也没说。后来她在周记里写：“原来悲伤是可以传染的，通过纸上的字。”
周五的讨论课炸开了锅。刘铮站起来，脖子有点红：“福贵就是活该，年轻时候造孽。”林薇立刻反驳：“可他一辈子都在还债，命运对他太狠了。”两个人争得面红耳赤，张老师只是靠在窗边笑。窗外的香樟树影子在地上晃，像在点头又像摇头。最后是平时最闷的吴越小声说：“我觉得……活着本身，可能就是那根救命稻草。”全班突然静了。
他们开始传阅笔记。李想的本子上画满了问号，王小雨在页边抄了泰戈尔的诗，陈默用红笔标出所有描写土地的句子。书在课桌之间传来传去，封皮渐渐起了毛边。有个瞬间，张老师看见三十多双眼睛都亮着——不是反光，是那种被文字点燃的光。
到下周分享会，讲台成了交响乐团。刘铮把福贵比作推石头的西西弗斯，林薇朗诵了书中描写黄昏的段落，吴越居然找了1950年的土地改革资料来印证。声音高高低低，有些激动得发颤，有些平静得像深井。张老师想起自己上大学时文学教授的话：“真正的阅读，是把书读进骨头里。”
最后十分钟，他让每个人在扉页写句话。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连成一片，像春蚕在吃桑叶。后来收上来一看，有人写“要好好地活”，有人抄了“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撒满了盐”，李想画了个歪歪扭扭的牛，底下写“福贵和他的牛”。那本书变得沉甸甸的，压着三十多种温度。
下课铃响的时候没人急着走。王小雨突然说：“我觉得我们刚才，好像让这本书重新活了一次。”风吹进来，翻动着摊开的书页，哗啦哗啦的，像在鼓掌。走廊里传来别的班的喧闹声，而这个教室的安静还在蔓延，像墨水滴进清水里，慢慢地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