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记忆里，始终封存着一坛名叫“童年”的春醪。它不是琳琅满目的八宝酒，没有黑枣、荔枝、桂圆那些金贵的材料，它的原料，是田埂的泥土、灶头的炊烟，和煤油灯火映出的亲情温度。这坛酒，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名叫大仁塘的小村庄里，被岁月悄悄酿下，从此，无论我走多远，那醇厚的乡愁都散不去。
年味的发酵，是从腊月的寒风里开始的。这过程与《春酒》里描绘的、过了元宵仍不落幕的悠长年景，有着相似的温度。在我家，父亲是天不亮就骑自行车去圩场卖鸡鸭的人，回来时车后座绑着的两根甘蔗，是全家要留到年例才舍得吃的甜蜜期盼。母亲则是那个在煤油灯下，一针一线为我们缝补棉袄，又把晾晒的芥菜、萝卜干收好的人。清贫的日子，因为有了“新年”这个盼头，每一分劳作都充满了劲头，就像母亲为喝春酒而早早泡下的八宝酒，准备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郑重其事的喜悦。
小年夜的祭灶，是我童年里最具仪式感的画面。母亲扎起竹枝稻草扫帚，口中念着吉祥话，领着我们把老瓦房扫得一尘不染。祭拜灶君时摆上的白米饭、猪肉，和那袅袅升过屋梁的艾草青烟，混着煤油的淡香，构成了我记忆中最具象的神圣气息。这气息，与《春酒》中新年时处处小心、生怕碰碎供品的拘束感，以及母亲捧着八宝酒时那份的得意，何其相似。对天地祖先的敬畏，对美好生活的祈愿，是深植于我们血脉中的共同根脉。
真正的“春酒”*，在我们村，是生产队杀年猪和邻里互赠年肉的热闹。晒谷场上人声鼎沸，家家户户按工分领回的一份猪肉，是全年难得的荤腥盛宴。母亲总会挑出最好的部分，做成油光发亮的糯米大肠酿，或是腌成挂在檐下、香味能延续很久的腊肉。更温暖的是，她永远记得切下一块最嫩的肉，送给村头的孤寡老人，一句朴素的“有福同享”，让整个寒冬都暖了起来。这淳朴的民风，恰似《春酒》中母亲总是乐意把自家花厅借给大家办会酒的热心，也像花匠阿标叔巴结着擦亮煤气灯的那份投入。人情之美，在物质的匮乏年代，显得格外滚烫和珍贵。
而母亲那双巧手做出的年籺，则是我私人版的“八宝酒”。父亲推着石磨，豆浆汩汩流淌；母亲烫熟糯米粉，包上各样馅料。我守着蒸笼，看籺一点点鼓起，被点上喜庆的红点。那一口软糯香甜，是任何金丝蜜枣或巧克力糖都无法替代的家的味道。母亲做籺时，总说“大约摸差不多就是了”，但她心中的那份尺度与用心，却分毫不差地融进了食物里，融进了我们往后所有关于“年”的味觉记忆里。
如今，大仁塘村早已变了模样，瓦房成了小洋楼。八十多岁的母亲依旧坚持在腊月扫屋祭灶，只是电动磨粉机代替了沉重的石臼。我有时也学着母亲的样子，想泡一坛属于自己的“春酒”，可儿子总会挑剔地说：“这不是你小时候家乡自己酿的酒呀。”这句话，瞬间将我拉回现实。我终于明白，我所眷恋的，从来不是某一种具体的食物或仪式。我贪恋的，是父亲贴春联时教我“耕读传家”的叮嘱，是除夕夜枕头底下母亲给的五角钱压岁红包带来的安稳，是那种一家人为同一个节日忙碌、期盼的亲密无间。
这坛童年的春醪，混合了泥土的朴拙、烟火的温情和人情的醇厚。它让我懂得，年味是刻在血脉里的根，是烟火人间的传承。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故乡是变了容颜，还是依稀旧模样，那坛酒始终在记忆深处温着。它让我在急景流年的人生里，始终保有一份醉人的乡愁，一份可以高举畅饮的、对抗时间流逝的温暖力量。这味道，便是天涯游子最安稳的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