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最后一次摇橹时，那河水还是浑浊的黄。他的船是村里最后一条木渡船，发动机突突响着，盖不过两岸芦苇的哗哗声。年轻人早去了镇上、城里，剩下些走不惯新桥的老人，还固执地等他的船。他总说：“水急，桥太高，他们走着心慌。我摇了一辈子，他们信我。”
那年夏天，水疯了。连日的暴雨让河面涨出老远，浊浪里翻滚着断木和垃圾。新修的水泥桥墩，在洪水的撞击下发出闷响。预警早就发了，可村东头的李阿婆，偏在这时发了急病。救护车被塌方的路堵在外头，她儿子红着眼冲到河边，只看见茫茫一片水，和远处那孤零零的、高耸的桥。
老陈的船就系在旧码头，在水里剧烈地颠簸。所有人都说不能过，太险。他看了看李阿婆儿子几乎要跪下的一身泥水，又看了看那咆哮的河，没说话，低头去解缆绳。他穿了件洗得发白的旧工装，背影佝偻，在铅灰色的天幕下，小得像河滩上一粒石子。
发动机的声音被风声水声吞没了大半。那船离了岸，立刻成了片树叶，被浪头抛起又砸下。他两只手死死把着橹，手臂上的青筋像老树的根一样凸起来，眼睛紧紧盯着前方，在沸腾的黄水里寻找那条他闭着眼也能走的水道。一个巨浪打来，船头猛地一歪，冰凉的水劈头盖脸浇了他一身。他啐了口泥水，吼了一声，不知是给自己鼓劲，还是跟这老天爷较劲。那吼声一出喉咙，就被风撕碎了。
岸上的人心都提到了嗓子眼，看着那小点一点点、倔强地向对岸挪。时间被拉得极长。终于，船靠了对岸。李阿婆被七手八脚抬上船，裹着雨衣，安稳地放在舱里。回程更险，船吃水深，每一个浪过来都像要把它按进水底。老陈的脸绷得像块岩石，汗水混着雨水淌下来。他不再看浪，只盯着岸，那目光像钉子，要把目的地钉穿。
船终于撞到了这边的码头，发出一声闷响。人们涌上来，接过病人，簇拥着送去路上等待的救护车。人声嘈杂，充满劫后余生的庆幸。没人注意到老陈。他瘫坐在湿漉漉的船板上，靠着船舷，大口喘气，手抖得连缆绳都抓不紧，只是望着河面出神。那水里，映着他一辈子也渡不完的浑浊，也映着远处山峦沉默的轮廓。
后来，李阿婆救回来了，她家人送来一面锦旗，鲜红得扎眼。老陈把它收在屋里，没挂出来。他还是摇他的船，直到下了文件，为了安全，旧渡口正式废止。他默默交了船。没人再需要他渡河了。
可村里人还是常说，那天啊，多亏了老陈。说这话时，他们会望向那条河。河水平静了，映着蓝天白云，也映着那座崭新坚固的大桥。老陈呢，有时会背着手到废弃的码头走走，看看水，看看山。他的丹心，不红不烫，没有声响，只是沉甸甸地化在那片他搏击过的、守护过的山河倒影里，成了这土地脉搏的一部分，安静，恒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