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永刚是谁？如果你在2007年前后问一个军校学员、一个大连社区的居民，甚至一个偏远海岛的边防战士，他们很可能都会告诉你：那位把党的理论讲活了的教授。他的故事，始于辽宁建平县一个只有一盏油灯的贫苦山村。1981年，这个啃着玉米面饼子、和同学合伙买一份菜的农村少年，硬是以全县第一的成绩考进了复旦大学历史系。去上海时，他全部的家当就是一条破棉被。复旦的图书馆和资料室成了他的乐园，在那里，他如饥似渴地吞下中外文学、哲学，更系统地阅读了马恩、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他后来回忆，复旦四年将他从一个“山沟里来的毛头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读诗书”、肚子里装满了知识的人。这份知识，成了他日后点燃无数人心灵的火种。
1985年，方永刚毕业，人生轨迹转向——他穿上军装，成为海军大连舰艇学院的政治教员。专业从历史转到政治理论，跨度不小。他的办法简单又“笨拙”：拼命读书。他每年买书就要花几千元，看书、写书几乎就是生活的全部，一年里有300多天是在凌晨两点以后才睡下。这种近乎自虐的刻苦，源于他内心深处最朴素的情感：感恩。他常说，是党改革开放的好政策让他这个农村孩子上了大学、参了军、入了党。他觉得自己是党的创新理论的直接受益者，所以对党有着“发自内心的深厚感情”。这种朴实的报恩情，后来升华为一种坚不可摧的信仰和责任。
信仰不是空谈，在他身上化为了惊人的行动力。他能把别人眼中“枯燥、乏味”的政治课，讲成全学院最受欢迎的课之一。他的秘诀是什么？是激情，也是方法。他说：“哪怕是5分钟的课，我也充满激情！”他从不照本宣科，总在调查学员的不同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讲授。一堂课，他一两分钟就能把学员牢牢吸引住。他的课表排得惊人地满，一个人就开了13门课。这份激情不止于校园。作为辽宁省和大连市的讲师团成员，他的足迹从北国的漠河边防延伸到南疆的海防哨卡。他为部队、地方机关、社区、学校作了超过1000场报告。在旅顺口区铁山镇，一位80多岁的老党员听完他三个多小时的课，拉着他的手说：“你讲的都是咱老百姓想知道的，听你讲半天，我这辈子都没白活。”在另一个村镇，一位大嫂听完他关于农村致富的讲解后激动地说：“你把党的好政策讲到咱的心坎上，你把党的温暖送到咱这偏僻小山村。”理论在他口中，不再是书本上艰深的文字，而是变成了老百姓听得懂、感受得到的温度和希望。
他的身体，似乎总在与他的意志进行残酷的较量。1997年的一场车祸，导致他两根颈椎齐根骨折。医生在他头顶钻眼埋钩，吊上16磅的秤砣做牵引，整整吊了108天。常人看来生不如死的煎熬期，却成了他集中阅读的“黄金时间”。他让人从家里搬来43本书，身体不能动，就用手举着看，硬是在病床上读完了它们。出院不久，他就完成了30万字的专著《亚太战略格局与中国海军》。更大的考验在2006年降临，他被确诊为晚期结肠癌。面对绝症，他的选择令人震撼：“不管癌症是中期是晚期，研究党的创新理论没有期限。我能舍弃我的生命，但不能舍弃我的事业；我不惧怕癌症，但害怕离开最钟爱的三尺讲台。”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2007年1月15日，在术后第二次和第三次化疗的间隙，他坚持从医院回到学院，为学员们上完了本学期的最后两节课。1月22日，他带病给大连市地税局作辅导报告。甚至在1月23日，他已躺在病床上，还在为3名研究生修改论文、辅导学业。他用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生命一分钟，奋斗60秒”。
2008年3月25日，这位年仅45岁的教授因病去世。消息传来，他的学生郑晓东失声痛哭。就在年初，病重的方永刚还在病床上一字一句为他修改论文。一位伊川县的普通村民刘光伟，在报纸上读到方永刚的事迹后深受触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得知方教授逝世，他难过得一夜未眠，嘱咐女儿在网上灵堂为方教授献花。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在悼念留言中写道：“请相信我们能接过您的火炬，承受您的信任和重托，不懈追求真理！”这些来自天南地北、各行各业的反响，印证了他那句话：“如果我的宣讲可以使广大官兵和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更坚定一点、对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更深入一步、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更充足一些，那么，研究和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就是他人生的最大价值和全部意义！”
方永刚的一生，就像他名字里的“刚”字，是刚强的，也是炽热的。他从贫瘠的土地里走出，怀揣着最朴素的感恩，将个人的命运与党的创新理论紧密相连。他把理论从书斋带到田间地头、带到边防哨所，让它变得可亲、可感、可用。在病痛与死亡的威胁面前，他对事业和讲台的眷恋超越了对生命的留恋。他不是在空洞地宣讲理论，他是在用整个生命践行和传播自己的信仰。这条路，他走得坚定而充满激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手中的真理火炬，不仅照亮了自己的短暂人生，更点燃了无数听者心中的信念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