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前的土路被雨水泡得发软，踩上去像陷进一团发酵的面。我撑着那把骨架歪斜的伞，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镇子西头去。裤脚早已沾满泥浆，每抬一步都感到那股湿重的拉扯。这条路我走过无数遍，闭着眼都能数出哪儿有块凸起的青石，哪儿藏着个水洼。可今天不一样——怀里揣着那张被攥得发烫的录取通知书，还有一叠零零碎碎的、带着烟熏味的。
父亲清晨天没亮就出了门，说是去邻村找刘叔商量件事。我知道他要去商量什么。昨晚上他蹲在门槛上抽了半宿的烟，火星在黑暗里明明灭灭，像他这些年总也下不了的决心。母亲把纳了一半的鞋底放下，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要不……就别去了。”我没接话，只盯着墙上那张中国地图，目光沿着铁路线一点点往北爬，爬到一个被铅笔圈了又圈的城市名字上。
雨更密了，砸在伞面上噼啪作响。路过村口老槐树时，看见树干上那些歪歪扭勒的刻痕——那是我每年生日时划的身高线。最底下那道已经模糊不清，那时我够着树枝还需要踮脚。十五岁那年夏天，我在这树下摔了一跤，膝盖磕在碎石上鲜血直流。父亲背我回家，他的脊梁骨硌得我生疼。他在我耳边喘着粗气说：“疼也得走，停下来更疼。”
这些年家里像艘总在漏水的老船。父亲跑运输的车翻了那次，家里赔光了积蓄；母亲在纺织厂下岗后，眼睛就在昏暗的灯下做针线活做坏了；我中考那年差三分上市重点，择校费让家里又欠下一笔债。每次觉得快要熬出头了，总有什么东西“咣当”一声砸下来。就像此刻，我脚下一滑，整个人歪向路边，手掌下意识撑地，粗糙的石子瞬间扎破皮肉。伞滚出去老远，在泥水里打了几个转。
我坐在泥泞里，突然想起通知书上那个遥远的专业名字——“城市设计”。多么光鲜的词，和我此刻满身的泥点子毫不相称。雨顺着头发流进眼睛，涩涩的疼。远处有辆拖拉机“突突”地开过来，是我初中辍学去打工的同桌大壮。他跳下车，那双沾着油污的手伸到我面前。“摔了？”他咧嘴笑，缺了颗门牙的豁口格外显眼，“这条路就这样，专治不服。”
是啊，专治不服。我抓着通知书的手指紧了紧，纸张的边缘已经起了毛边。大壮把我拉起来，从车斗里扯出条脏毛巾扔给我：“擦擦，像什么样子。”他盯着我怀里露出的信封一角，眼神黯了黯，随即又亮起来：“去吧，能飞多远飞多远。我们这群人里头，总得有个人去看看外头的天是什么颜色。”
到镇邮局时雨停了，屋檐还在滴滴答答地漏水。柜台后的老陈推推老花镜：“寄钱？汇费涨了。”我把那叠钱一张张抚平，它们卷着角，带着各种不同的气味——有父亲运输单据上的圆珠笔味，有母亲针线箩里的樟木味，有我从暑假工地带回来的水泥味。最底下那张五十元是奶奶塞给我的，上面还有她手上膏药的味道。她在病床上拉住我的手，手掌干枯得像秋天的叶子：“囡囡，走出去就别回头看了。”
汇款单要填收款人，我捏着那支被链子拴住的钢笔，忽然写不下去。玻璃门外，云层裂开一道缝，光斜斜地切进来，把地上的积水照得亮晃晃的。我想起很多个这样的傍晚——父亲修车时被扳手砸肿的手指，母亲在灶台前被热气熏红的眼眶，我在煤油灯下算题算到眼睛发花的深夜。每一次以为过不去的坎，最后都成了垫脚的石头。
“还寄不寄？”老陈催促道。
“寄。”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比想象中坚定。
走出邮局时天已放晴，路面积水映着破碎的蓝天。回头望去，那条泥泞的土路蜿蜒着伸向雾气蒙蒙的村落，而另一条新修的柏油路笔直地通向镇汽车站。我站在这个交叉口，裤脚上的泥浆正在慢慢干结、龟裂。忽然明白，“跌磕蹭蹬”从不是阻拦，而是这条路上必然的节拍——磕疼了膝盖才知道怎么抬脚，蹭破了皮肉才懂得要抓紧什么，在一次次踉跄里，人反而站得更实、看得更远。
风把通知书的一角吹得哗啦响。我把它仔细折好，贴在心口的位置，然后迈开步子。这一次，我没有再看脚下的坑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