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读书这事儿，像是对着一口老井说话。井是死的，文字就刻在井壁上；可你每次探头喊一嗓子，回声都不一样。这回声，就是自个儿心里头长出来的东西。文本摆在那儿，白纸黑字，谁都看得见。可真要读懂，非得把自己那点心思、那点经历、那点夜里睡不着琢磨的事儿，全都拌进去不可。这就是我理解的文学阐释——作者打了一口井，我们往里填自己的泉眼。
读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别人看见乱世爱情，我偏偏听见算盘响。范柳原和白流苏哪是什么浪漫传奇，根本是两个精明的会计在乱世里做资产负债表。爱情成了他们唯一能抓住的流动资产，婚姻则是合并报表。张爱玲写“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这话冷得像块冰。可我这几年在城里摸爬滚打，见多了利益往来，倒觉得这份“自私”真实得硌人。我把范柳原想象成我那个总在计算投入产出的客户，把白流苏看作我那个把婚姻当项目来经营的堂姐。这么一读，故事就从旧上海的传奇，变成了我身边天天上演的都市剧。文本没变，变的是我往里放的这捧“料”。这不叫曲解，这叫把我的日子，烙在了别人的故事上。
再比如读《水浒传》。小时候光看武松打虎的热闹，现在再翻，眼里全是“出路”二字。一百零八人，哪个不是被逼得没了出路才上的梁山？可上了梁山，出路就有了吗？宋江们想着招安，那是找体制内的出路；李逵们只想大碗喝酒，那是找痛快活的出路。最后出路都没找成，死的死散的散。我合上书想，我们这代人挤地铁、写方案、攒首付，不也在找出路吗？房子是出路，户口是出路，孩子的学位是出路。把林冲夜奔时那场大雪，看成我加班到凌晨打车回家时窗外的霓虹光晕，那份没着没落的心慌，竟然一模一样的。我把自己的焦虑，读进了施耐庵的纸缝里。鲁智深听见钱塘潮信，忽然悟了，说“今日方知我是我”。我读到这儿，心里一激灵——我们整天忙得忘了自己是谁，是不是也得等那么一阵“潮信”来？
这种读法，大概不算规矩。老师以前总教我们要贴着作者本意，可作者的本意，隔了几百年几千里，谁又真能捞得着？我反而觉得，读书就像做菜，文本是食材，我的日子、我的脾气、我今天高兴还是憋屈，就是油盐酱醋。同样的鱼，清蒸是一种味，红烧是另一种味，你能说哪种才对？关键是要把自己当个活人，放进阅读里。读《活着》，我把福贵想象成老家村口那个总是沉默晒太阳的老伯，他年轻时是不是也有一肚子故事？这么一来，余华写的就不只是一个人的苦难史，而成了一块我能摸得到的、温热的老树皮。
最后想说，这种个人化的阐释，不是胡乱涂抹。它得像老木匠修复家具，得顺着原有的木纹来，不能硬生生凿出新图案。我的体悟和再创造，必须是从文本的裂缝里、从人物的叹息里、从某个被忽略的细节里长出来的。它得扎根在文本结实的土壤里，再开出我自个儿颜色的小花。这朵花可能不艳丽，也不标准，但它是我用我的日光和雨水浇灌出来的。读书读到这个份上，那口老井才算真正映出了你自己的脸。文字是死的，人是活的；把活的自己读进去，死文字也就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