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院门口那棵槐树，今年春天被雷劈了。
半边身子焦黑，碗口粗的枝桠断在地上，露出森白的木质。社区来人看过，说太危险，得锯掉。爷爷在树下站了一晌午，最后摆摆手：“锯吧。”
电锯轰鸣时，爷爷背过身去沏茶。我听见他对着茶壶说：“跟了我六十二年呐。”茶烟袅袅，缠着他花白的鬓角。锯树师傅动作很利落，只留下齐膝的树墩，像大地上一道新鲜的疤。
那以后，院子空了一大块。夏天的日头直愣愣砸下来，晒得水泥地发白。爷爷的躺椅没处挪，还在老位置。他眯着眼摇蒲扇，忽然说：“宽敞了。”可我知道他夜里常起身，站在窗前望那块空地，月光把树墩照得像枚铜钱。
入秋时，奇迹从焦黑的裂缝里钻出来——拇指大的绿芽，顶着晨露，在死木上颤巍巍地立着。爷爷发现时，手里的浇花壶“咣当”掉在地上。他蹲下身，手指悬在嫩芽上方，始终没碰。“还活着，”他喃喃道，“里头还活着。”
冬天来得猛，爷爷给树墩缠上厚厚的草席。邻居笑他：“老树桩子，护个什么劲？”爷爷不答话，每天清晨掀开草席一角查看。芽苞缩成褐色的点，紧紧贴着树皮，像在积蓄力气。
第二年谷雨，我带孩子回老家。刚进院门就怔住了——焦黑的树墩上，竟抽出七八枝新条，最高的已蹿过屋檐。嫩叶在风里翻着银白的背面，哗啦啦响成一片。爷爷正弓着腰在树墩周围砌花坛，青砖码得齐整。
“得给它围个家，”他额角沁着汗，“根还深着呢。”孩子伸手去摸新枝，爷爷轻声制止：“让它自己长。”那语气，像在说一个劫后余生的老友。
我突然明白，当初那句“锯吧”，不是放弃。电锯切断的是危枝，留下的却是整座地下森林——那些盘踞了六十年的根，在黑暗中默默攥着泥土，把雷火的疼痛酿成重生。爷爷背过身去的颤抖，和今日砌砖的从容，原是同一份深情。
道似无情，是把蔓延的危险斩断；却有情，是相信生命自有出路。就像此刻，新槐的绿荫正一寸寸覆盖当年的焦痕，而爷爷坐在花坛边，终于把躺椅挪到了树荫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