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八月初一、初二两日，陆游在溯江西上、赶赴夔州通判任的途中，分别经过小孤山与大孤山，并以日记形式写下《过小孤山大孤山》。这篇游记并非一般的山水描摹，而是一次循着江流，对两座江中孤峰的精密“寻踪”。它如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又似一部节奏分明的纪录片，带我们亲历了那次由远及近、由表及里的江上勘察。
寻踪之旅的起点，并非小孤山，而是烽火矶。舟行江中，远望此山不过“突兀而已”，然而一旦泊舟细察，奇景便扑面而来：“嵌岩窦穴，怪奇万状，色泽莹润”，更有孤石“杰然特起”，如宝石屏风。这番由粗略到精细的观察，为后文鉴赏双峰奠定了基调，也暗合了杜甫“幸有舟楫迟，得尽所历妙”的诗意。这不仅是写景，更是一种方法论：真正的美，需要驻足与凝视。
正式的主角小孤山，则在期待中登场。陆游首先将其置于坐标中：“过澎浪矶、小孤山，二山东西相望”。接着，他运用了精妙的对比与递进笔法。他将小孤山与金山、焦山等天下名山对比，断言“峭拔秀丽皆不可与小孤比”。然后，视线由数十里外拉近：“碧峰巉然孤起，上干云霄”，这是远观的孤绝气势；“愈近愈秀，冬夏晴雨，姿态万变”，这是近赏的无穷韵味。最终，他给出结论：“信造化之尤物也”。这番“寻踪”，从地理定位到美学比较，再到多维度品评，层层深入，确立了小孤山在作者心中不可撼动的地位。
陆游的“寻踪”不止于自然形胜，更延伸至人文遗迹与历史传说。他遗憾于山上祠宇的“极于荒残”，设想若能稍加修葺，必“高出金山之上”。他探访惠济庙，记录张浚修葺的旧事；他提及澎浪矶的别祠与“浪涌”的得名缘由。最有趣的是，他引用了“舟中估客莫漫狂，小姑前年嫁彭郎”的民间诗谣，又冷静地考证“实不然也”，戳破了小姑、彭郎互为塑像的浪漫附会。这种对传说的记录与辨伪，为孤峭的山峰平添了烟火人气与历史纵深，使寻踪的内容更为厚重。
当笔触转向大孤山，寻踪的视角发生了战略性转移。如果说写小孤是聚焦于山体本身的“秀丽”，那么写大孤则着重其与环境的依存关系。大孤山“状类西梁”，其奇在于“四际渺弥皆大江，望之如浮水面”。作者不再强调山峰的峭拔细节，而是突出其矗立于浩渺鄱阳湖口的独特位置感，宛如一颗浮于水面的印章。至此，江中双峰的形象完成了互补：小孤以峭拔秀美胜，是江心的碧玉簪；大孤以浑茫雄阔胜，是湖口的镇水印。
寻踪的尾声，落于对水文的细腻观察。在湖口，长江水浑浊，需以杏仁澄清；而分出的南江“极清澈”，两水合流处“如引绳，不相乱”。晚泊湓浦，又见其水“甚清，不与江水乱”。这些看似闲笔的记录，实则是地理寻踪的实证精神体现，将山水之趣与自然之理融为一体。
通观全文，陆游的“寻踪”始终在移动的舟船上进行，空间与时间线索清晰。他从烽火矶的奇石起笔，至小孤山的秀丽与人文，再经彭蠡口的开阔，终于大孤山的雄奇与江水的清浊之辨。这趟旅程，不仅是地理位置的移动，更是审美体验的层层累积与认知的不断深化。他用文字为我们完成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导览，让“孤屿擎天”的江中双峰，永远定格在《入蜀记》那从容而深情的笔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