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门口往东，有条不起眼的小路，夹在两排老旧的家属楼中间，水泥路面早裂了缝，缝里钻出毛茸茸的草。它不叫个什么正经名字，大人们只说“从那边过去”，我们小孩私下里叫它“秘密通道”。放学后，我总爱磨蹭着走这条路回家。
路其实很短，走得再慢，七八分钟也到了头。可在那七八分钟里，世界是我一个人的。春天，墙根的泥土湿漉漉的，有蚯蚓翻出新泥，空气里有种清冽的、混合着砖石和植物根茎的味道。夏天，高大的杨树把浓荫慷慨地泼了一地，光斑在裂缝间跳跃，像一尾尾安静的金鱼。我会故意踩那些光斑，心里默数，看能连着踩中几个。秋天最是热闹，满地的落叶，黄的、褐的，踩上去“咔嚓咔嚓”响，脆生生的，那声音比任何音乐都让人心安。我会捡一片最完整的银杏叶，夹在课本里，仿佛就夹住了整个秋天。冬天，雪把一切坑洼都填平了，小路变得臃肿而柔软，踩上去“嘎吱”一声，留下第一个脚印，心里便有种莫名的、做下记号的窃喜。
路的一侧墙根下，常年坐着一位修鞋的老爷爷。他的摊位小得可怜，就一个木头箱子，几把锤子、钳子，还有一卷黑乎乎的线。他话极少，鼻梁上架着副老花镜，镜腿用白胶布缠了又缠。每次路过，他多半是低着头，“叮叮当当”地敲打着什么。有时我鞋跟掉了，怯生生地递过去，他也不多问，接过去，看看，就从那百宝箱似的木盒里找出合适的钉子，敲打几下，再用锉刀磨磨边，递回来。我给他钱，他摆摆手，从喉咙里含糊地滚出一句：“小孩儿，算了。”那钉好的鞋跟，走起来格外稳当，仿佛能一路稳稳地走回童年。
路的尽头，有个小小的报刊亭，绿色漆皮剥落得斑斑驳驳。守亭的是个胖胖的阿姨，永远在织一件似乎永远织不完的毛衣。她的收音机里咿咿呀呀地唱着评剧或新闻。我用攒下的零钱，在那里买过《故事会》，买过贴画，还预定过一学期的《儿童文学》。新杂志到来的日子，那条小路都仿佛闪着光。阿姨认得我，每次接过钱，总会笑眯眯地说：“又来啦？这期有好看的故事呢。”
后来，我去外地念书，再后来，工作，家也搬了。那条小路，像被无意中夹进旧书里的一枚书签，静静地躺在记忆的某一页。前些日子，偶然路过那片区域，听说老房子要拆了，心里一动，便绕了进去。
小路还在，却又全然不在了。两旁的楼更破了，许多窗户空洞地张着。修鞋老爷爷的位子空着，只剩半截磨得发亮的石阶。报刊亭锁着门，绿色的漆几乎掉光，露出里面锈蚀的铁皮。路面裂缝里的草，长得更高、更野了。我慢慢地走，脚步放得很轻，怕惊扰了什么。那些光斑、落叶、雪印，还有“叮当”的敲打声、收音机的杂音、阿姨的笑语，忽然间从四面八方涌来，无声，却无比清晰。它们不在我的眼睛里，它们在我的脚下，在我每一步落下去的、虚虚实实的回响里。
原来，那条小路从未消失。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从水泥地砖，化作了骨骼与血脉的纹路。我走过它，它便也走过了我，将那些平淡无奇的日子，敲打进我的生命里，成为我走路时，不自觉的节奏与力量。我不再寻找那条具体的路，因为我自己，已然成了那条路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