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下去蹲点那会儿，村里老一辈人最常念叨的就是“房头”和“生产队”。老张头说，早年生产队敲钟上工，分粮分油，队长说话比啥都管用，家家户户都差不多，挣工分吃饭。后来地分了，队里的钟就哑了。再往后，年轻人一拨一拨往外走，去广州、去浙江，村里见天儿就剩下老的小的。这事儿变得有点意思了，我们就想琢磨琢磨，村里头这些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各家各户的位置，到底是怎么个变法。
以前村里办事，红白喜事、修桥补路，基本就看几个大姓的“房头”长辈们坐在一块儿商量，辈分高、儿子多的人家，说话声儿都响些。现在这套不太灵了。我们住在村东头的老王家，他家老二在深圳搞装修当了小老板，去年回来把三层小楼竖起来了，还捐了五万块给村里修路灯。今年村里要选村民代表，大伙儿嘴上不说，心里好像都默认了该有老王家的一个位置。钱和在外面闯荡的见识，好像慢慢成了新的“硬道理”。以前辈分高的三爷爷，现在家里有啥事，反倒常拎着酒去找老王头商量，看他能不能叫儿子多拉拔一下在外的孙子。
村里的干部也难当。老支书是当年生产队的会计，威信是有，但碰到土地流转、拆迁补偿这些新事儿，他那套工作方法有时使不上劲。镇上派下来的年轻大学生村官，懂政策，会弄电脑，但刚开始进村民家门，连凳子都坐不热。我们发现，现在村里说话顶用的，往往是那么几种人：一种是像老王儿子那样，在外头挣了钱，能给村里带来实实在在好处的“经济能人”；一种是本来就在村里包了大片土地搞果园、开农家乐的“新式大户”；还有一种，是那些子女在县里、市里当个一官半职的，家里遇到事情门路多。这些人之间关系也复杂，有时候合伙，有时候较劲，形成了一个新的权力“圈子”。
人情往来还是那么频繁，可内容变了。过去送礼，一包红糖、几斤挂面，看重的是个情分。现在谁家办事，礼金都是直接上红包，两百块是起步价。人情账变得越来越像经济账。更明显的是，留在村里的和出去的人，几乎活在了两个世界。年轻人春节回来一趟，穿着打扮、说话聊天都和村里人格格不入。他们建了个微信群，叫“幸福村大小事”，村里通知反而先在群里发，老支书还得让人在广播里再念一遍。留在村里的老人妇女，种着流转出去后剩下的边角地，带带孩子，他们的日子和那个热闹的微信群，关系不大。
土地是根子，这根子也在动。以前的地界分明得很，现在好多家的地都流转给了那个从省城来的农业公司，种起了大棚蔬菜。村民一年拿一笔租金，再去大棚里打工挣一份工资。地和人的绑定松了，大家不再完全指望着那几亩地过日子，心思自然就活泛了，对村集体的依赖也小了。村里的老祠堂翻新了，修得比村委会还气派，但出大头的都是在外面发了财的老板们。他们出钱，好像既是为了面子，也是为了回来时有个说得上话的地方。
蹲了小半年，我们觉着，乡村社会这个架子，骨子里的东西没全变，比如还是看重家族、讲究人情面子，但血统和辈分这些老标准，确实被财富、能力、见识这些新尺子挤到一边去了。以前是生产队和家族两条线拧着，现在变成了外出网络、经济能人、基层政权好几股绳子缠在一起，互相拉扯也互相借力。村子不像过去那样是个封闭的“圆圈”了，它被扯开了好多口子，通向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东西哗啦啦地流进来，把里面的人和关系，重新洗了一次牌。这个洗牌的过程还没完，还在稀里哗啦地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