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学校那会儿，我站上讲台腿都发软，说话跟念稿似的，眼睛只敢盯着教室后墙的时钟。带我的李老师听了两节课，没批评我，就说了一句：“别怕，课是上给学生听的，不是上给墙听的。”这句话我琢磨了好几天。后来我开始强迫自己，课前把教案吃透，变成自己的话，上课时硬着头皮去看学生的眼睛。看到有学生眼神迷茫了，我就知道这块儿得再讲一遍；看到有人悄悄点头，心里那块石头就落地了。大概过了两周，我发现我不再是那个“念教案的机器”了，我能一边讲，一边留意下边哪个小子在搞小动作，还能顺手用他的小动作举个例子，把全班逗乐的同时把知识点给串进去。这个过程让我明白，所谓“教态自然”，不是天生的，是跟学生一遍遍“对视”练出来的。
我原以为，把知识点讲清楚、课堂管得住就是成功。但有一次，我精心准备了一堂文言文课，自认为资料翔实、逻辑清晰。结果上下来，课堂安静得出奇，提问时回应者寥寥。课后我挺沮丧，李老师提醒我：“你讲的是‘文言文’，不是‘古人的生活与情感’。”我一下子被点醒了。我光顾着展示自己备的课，琢磨“怎么讲”，却忘了琢磨学生“怎么听”。他们看到“之乎者也”首先感到的是隔阂和枯燥，而不是兴趣。后来再备类似课时，我试着先从一个故事、一幅画甚至一句当下流行的、意思相近的网络用语入手，先把那个“隔阂的罩子”掀开一条缝。效果立竿见影，课堂气氛活了不少。这让我反思，教学设计的起点不应该是知识本身，而是学生接收这颗知识的“心理门槛”在哪里。教师不能只做知识的搬运工，更得做知识的“翻译者”和“桥梁搭建者”。
实习中最让我头疼的还不是教学，而是处理学生问题。班里有个男生，上课老是趴着，作业马虎。我一开始找他谈话，讲大道理，他头一低，一声不吭。后来我从班主任那儿了解到他家的一些情况，又观察到他其实很爱打篮球。有一次放学，我看见他在球场，就过去跟他投了几个球，随口聊比赛，绝口不提学习。慢慢地，他见我不再是那副防御姿态了。再后来，我在讲一篇关于坚持的课文时，有意无意地用篮球比赛的例子作类比，我看到他抬起了头。这件事给我的触动比上一节成功的公开课还大。我明白了，教育里有很多事，是发生在课堂四十分钟之外的。没有信任，所有的教育言辞都是无用的噪音。建立信任，有时候需要你走到他的球场上去。
批改作业也是一面镜子。起初，我只看对错，打勾打叉。后来我发现，同样的错误会反复出现。李老师让我试试在错误旁边写点话，不一定是纠正，可以是“这个想法很有趣，能再详细说说吗？”或者“这一步走得对，下次咱们小心计算”。当我开始把这些红字当成跟学生的一次次纸上对话时，学生的作业也悄悄发生了变化，订正变得更认真，甚至有人会在本子上向我提问。这让我看到，反馈不是审判，而是接力赛中的下一次交棒，语气和方式决定了学生是愿意接过来，还是直接丢掉。
一个多月的实习，像把一块生铁扔进了教育的熔炉里快速淬炼了一遍。身上沾满了粉笔灰，心里也装进了沉甸甸的东西。我看到了理想中的教育光晕，也真切地触摸到了现实工作的粗糙质地。我知道了教案写得再花哨，不如学生眼里懂了的亮光实在；明白了教师威严不是板着脸，而是来自肚子里有货、心里有爱。这段路，算是跌跌撞撞地走完了头一程，鞋上沾着泥，但方向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