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场里只剩下笔尖摩擦纸张的沙沙声，像春蚕在啃食桑叶。我盯着作文题——“思接千载，墨绘新声”，忽然想起太爷爷的砚台。
那方砚是光绪年间传下来的，比我的年纪大五倍还多。小时候，太爷爷握着我的手研墨，松烟墨条在歙砚上转圈，一圈一圈，把光阴都研成了浓黑的汁液。他说：“写字啊，就是和古人说话。”可我总觉得那墨太黑，黑得沉重，像要把人吸进某个回不去的朝代。
中学时爱上现代诗，把顾城北岛抄满笔记本。父亲摇头：“这些算什么诗？李白杜甫才是正统。”他把《唐诗三百首》拍在桌上，震起细小的灰尘在光柱里飞舞。那天晚上，我偷偷用太爷爷的砚台磨墨，却在宣纸上写下：“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墨迹在绵软的纸上洇开，像是两个时代在无声争吵。
直到高二那年去西安碑林。七月的暴雨突至，我躲进长廊，看见拓碑的老师傅在昏黄的灯下工作。宣纸覆上古老的石碑，拓包蘸着新调的墨汁，轻轻捶打。那一刻我忽然明白——那层宣纸，不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吗？既要紧贴着千年石刻的沟壑纹理，感受它每一道刻痕里的呼吸；又要在朝外的那一面，用自己的方式留下新的印记。
太爷爷去年走了。整理遗物时，我发现砚台底下压着他晚年写的字帖，临的是王羲之的《兰亭序》，却在边角处用铅笔写了几行小字：“孙儿说‘面朝大海’，我昨夜梦见海上花开。”字迹有些抖，像是两个时代的握手。
此刻考卷铺展如宣纸。我终于懂得，所谓“思接千载”，不是跪在古人面前焚香；所谓“墨绘新声”，也不是把过往全部推翻。我们站在时间的渡口，左手承接千年江水的重量，右手搅动属于自己的波澜。墨还是那锭墨，砚还是那方砚，但每次研磨时加进去的水，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晨露。
窗外的蝉鸣忽然响了。我提笔写下第一个字，墨迹在答卷上生根，既连着地底深处古老的根须，又向着天空抽出新鲜的枝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