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联这物事，如今过年时还常见，红纸黑字贴在门上，看着喜庆。可要寻它的根，得往远了说，一直说到上古的“桃符”上去。古人信鬼神，尤其觉得妖邪晦气爱从门户进来，于是想了个法子：拿两块桃木板，画上两位捉鬼的神仙——神荼和郁垒，挂在左右门上。这叫“桃符”，驱邪用的，是实物，也是仪式，跟文字还没啥关系。但这“左右对称”的形制，还有那祈福辟邪的寓意，倒给后来的对联预备好了地方。
时光流到五代，后蜀皇宫里出了件趣事。皇帝孟昶过年叫人往桃符上题点新词，他一看不满意，自己提笔写了“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这一写，可了不得。句子对仗工整，“新年”对“嘉节”，“纳”对“号”，“余庆”对“长春”，意思也吉祥，公认是咱们历史上第一副成熟的春联。桃符从这里开始，悄悄从画像转向文字，从单纯辟邪转向了吉祥话，算是个关键的转身。
等到了唐宋，这事儿就慢慢成了风气。唐诗宋词里头的对偶句法，那叫一个精妙，给对联提供了用不完的养分和样子。诗人文客凑在一起，对对子成了雅事，既是游戏，也显学问。像“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类句子，百姓也爱听爱传，无形中把对对子的规矩普及开了。但这时节，对联大多还刻在楹柱上，或者题在园林亭阁间，叫“楹联”，是文人圈子里的精致玩艺。
真正的“飞入寻常百姓家”，得等到明朝。开国的朱元璋喜欢这个，下了道命令，过年家家户户都得贴春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加上造纸术、印刷术一帮忙，红纸成本低了，写对联、贴对联就从宫里头、文人宅子，一下子铺到了全国城乡的每家每户门前。这一下，对联可就彻底活了，成了年俗里顶要紧的一环。内容也更多样，不光是祈福，商铺开张、婚丧嫁娶、祝寿庆功，事事都能用上。艺术上也更讲究，平仄、对仗、用典、意境，学问深了去了。
再到清朝，那更是对联的鼎盛时候。从紫禁城到县衙门，从书院到酒馆，没有不挂对联的地方。文人创作也到了顶峰，出现了无数名家名作，像郑板桥、纪晓岚这些人，都留下了妙趣横生或意境深远的对子。赏析对联成了一门学问，各类“联话”著作也纷纷冒出来，把对联从实用作品抬进了文学殿堂，稳稳坐定了。
这么一路看下来，对联的流变，就像条河。源头是那朴素的桃符，带着巫祝的神秘；到了五代唐宋，接了诗词的活水，渐成文人雅艺；明朝一道圣旨，把它推向了民间世俗生活的洪流；清朝则集了大成，让它兼具了民俗的热闹和文学的深沉。从最初的辟邪木头，到后来的纸上艺术，对联变的是材料和形式，不变的是那分讲究对称均衡的审美，和里头寄托的世道人心、祈愿悲欢。它两头都占着：一头扎在最日常的生活里，是百姓的烟火气；一头又牵着最高妙的文学，是文人的玲珑心。这大概就是它流传千年，至今也没被门框挡在外头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