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门口一到放学就闹哄哄的。那天我接侄子，远远看见个卖糖葫芦的老汉，推着辆旧自行车，后座绑着草靶子，插满红艳艳的山楂串。他找了个角落刚站稳，城管的车就悄没声地滑了过来。
一下子，放学的孩子、等着的家长、路过的人，目光全聚过去了。人群慢慢围成个半圆，静悄悄的，像等着什么开场。老汉手足无措，攥着车把，脸涨成另一种红。城管是个年轻小伙，脸板着，手按在对讲机上。空气绷得紧紧的，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
忽然，我侄子从我腿边钻出去，仰着头喊：“爷爷，糖葫芦甜吗？”脆生生的童音，像颗小石子投进死水潭。老汉愣了，低头看孩子，脸上的硬壳裂开条缝，挤出点笑：“甜……可甜哩。”年轻城管的表情也松动了，他扫了眼越围越多的人，又看了看老汉那身洗得发白的旧衣裳，忽然抬手，指了指斜对面不远处的空地，声音不大：“挪那边去。这儿堵路。”说完转身回了车里。
人群里响起一阵低低的、含混的嗡嗡声，说不清是释然还是失望。老汉忙不迭地推车过去，手有点抖。几个孩子立刻围上去，举着零钱。那抹红色在移动中晃晃悠悠，重新变得醒目。我牵着侄子走过去，买了两串。山楂外头的糖壳亮晶晶的，咬一口，脆响，酸甜一下子漫开。
回去路上，侄子吃得满脸糖渣。我回头看了一眼，老汉站在新位置上，身边又拢起一小圈人。黄昏的光给他镶了道模糊的金边。就在刚才，所有的注视像聚光灯一样打在他身上，那短暂的几十秒里，他仿佛被钉在了无声的舞台上，慌张，孤立，任人评判。可当灯光散去——或者说，当灯光不再那么刺眼地集中于一束——生活才露出它原本的质地：一份养家糊口的辛苦，一点不被驱逐的宽宥，一串孩子舌尖具体的甜。人潮的目光有时候是灼人的火，有时候也只是掠过身畔的风。真正重要的，或许是火光掠过之后，那风里还能不能闻到糖壳的焦香，还能不能允许一辆旧自行车，在属于自己的角落里，静静地停靠那么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