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上海，住得离岳阳路很近，从窗口就能望见那座普希金铜像。许多次来上海，我都没想到要专门去看它。这次，大概是一种缘分，让我在这个季节里，与他相遇。心里涌起他那些明丽的诗句，像春水在荡漾。铜像的四周，却是了无一人。月光清冷地洒在他的头顶，由于底座过高，头像显得有些小，看不真切。散步的、谈情说爱的，都不愿到这里来。上海的人们，从他身旁川流不息地上班、下班，匆匆忙忙，看都不看他一眼。他们绕过他，去静安寺买时髦的衣装，去旁边的教育会堂舞厅跳舞。那一刻，舞厅里音乐四起，爵士鼓敲得惊心动魄，红男绿女出出进进，却偏偏没有人向普希金瞥上一眼。
我感到一种切肤的难过。这难过让我想起在莫斯科阿尔巴特街的普希金故居。那一次，即便下着霏霏细雨，普希金广场的铜像下依然摆满鲜花，花朵上的雨珠，像凄清的泪水。有人在悄悄背诵他的诗句，那声音和雨丝一样，温润而充满敬意。那是一种沉浸，沉浸在远比现实美好的诗的意境里。而眼前上海的夜晚，只有我和朋友两个人，站在空旷的月光下。普希金只属于我们。
这份独属的宁静，很快被更深的孤寂感所覆盖。白天的阳光下，铜像依然孤零零地立着。朋友告诉我，这已是第三次塑造的铜像了。第一尊毁于日本侵略者的战火，第二尊，则毁于我们自己人手中。在莫斯科屹立半个多世纪安然无恙的青铜像，在我们这里，却在短短时间里连遭两次劫难。这让我想起诗人曾经的命运，在彼得堡，他也曾因“反诗”问题被当局“友好”地召去谈话。而在这片土地上，他的化身，一个铜像，也未能幸免于“文化”的风暴。一位住在附近、专事翻译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的老翻译家，就曾亲眼目睹铜像是如何被用绳子拉倒。那内心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地震。可老人没有搬走，他选择留在铜像身旁，守着这份残破的记忆，相看两不厌。残酷的沙皇读过普希金的诗，尚且会说“谢谢普希金，为了他的诗感发善良的感情”。而我们，却一度不容忍他，不是将他推倒，便是将他孤零零地抛在街头。
这种“孤独”，绝不仅仅是物理空间上的无人问津。它更深层的，是普希金所象征的诗歌、美好、崇高的精神世界，与当下现实之间那条看不见的鸿沟。人们匆匆而过，说不出他哪怕一句短短的诗。普希金离人们太遥远了。这种遥远，是时间与空间上的，更是心灵与精神上的。当物质的、现时的“春日诱惑”如此强大，谁还愿意去回顾那段沉重历史，在精神的“凛冽风雪”中洗涤自己的灵魂呢？过去，就这样轻易地成了一页被揭去的日历。
离开上海的那个下午，我再次和朋友来到铜像前。阳光很好，碎金子一般缀满普希金的脸庞。终于不再只有我们了——石凳上坐着一个外乡人。我心中一喜，以为遇到了知音。跑过去一看，失望透顶。他正专注地摆弄着一台微型计算机，在埋头算账，额头上渗出细细的汗珠。我们又绕到正面，心却像被猫咬了一样难受。石座底部“普希金（1799—1837）”的刻字里，偏偏“金”字被人用黄粉笔涂满了。难道，对于一些人，这位伟大诗人唯一能引起联想的，只剩下那个代表财富的“金”字了吗？
我们静在石凳上，什么话也说不出来。阳光和微风无声地流泻。我们望着普希金，普希金也望着我们。他依然站在那里，带着那抹永恒的、忧郁的眼神。我想起他笔下那个在三人关系中永远在场的“第三者”——“那个人，死人，第三者一总插在中间”。此刻，横亘在普希金与这座现代都市之间的，是历史健忘的鸿沟，是物欲的喧嚣，是一种集体性的精神冷漠。这个“第三者”如此庞大而无形。而那位老翻译家，以及远方莫斯科雨中的凭吊者们，他们或许正是以个体的记忆与，在与这庞大的“孤独”对抗，尝试与那位真正的诗魂直接对话，让那双“用你来想我打量我”的眼睛，重新找到凝视的对象。这尊铜像的孤独，映射出的，是一个时代精神肖像的某种侧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