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日清晨，公交站牌旁立着一块醒目的牌子：“母子上车处”。五个大字清晰得很，可牌子底下站着的却是四个男人。头一个穿着大衣，手插口袋，眼睛直勾勾看着前方；第二个戴着棉帽，闭目养神；第三个顶着鸭舌帽，伸着脖子；第四个捂着口罩，眼神往旁边一瞟。牌子边上的角落里，一位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裹紧头巾，眼巴巴望着本该属于自己的位置，愣是没敢往前挤。这四个男人，个个穿戴体面，却像约好了似的，对那五个字视而不见。他们不是文盲——文盲倒还情有可原，他们偏是那种“识字”的盲。
牌子上的字，他们认得吗？恐怕是认得的。大衣口袋里或许揣着，鸭舌帽下没准是个能读会算的脑子。可认字归认字，心里的那点“盲”却是墨镜也遮不住的。那墨镜不是真戴在眼上，是挂在心上——对规则的选择性失明，对弱者的自觉性漠视。他们看得见自己的方便，看得见快一步上车的实惠，偏偏看不见那块牌子，看不见旁边瑟缩的母子，更看不见那行字背后代表的社会公序。这种“盲”，比不识字可怕得多。不识字是无知，这种“盲”是精致的利己，是明知故犯的侵占。
生活里这样的“墨镜”不少。它化形为“禁止停车”牌子下的一溜轿车，化形为“保持安静”的图书馆里响个不停的电话*，化形为“请排队”的提示前那截理直气壮*来的胳膊。这些人，谈起道理来头头是道，法律法规也能背几句，可一旦触及自身那点便利，眼上的“墨镜”就自动戴上了，眼前的字立刻“模糊”起来。他们不是不懂，是不想懂；不是看不见，是装作看不见。这层墨镜，隔开了公共责任，滤掉了同理心，只留下一个被放大了的、唯我独尊的影子。
要摘下这副墨镜，难也不难。它不需要多高深的文化，只需要心里那杆秤不总是往自己这边斜。在走向“母子上车处”的那一刻，能停一停脚，把目光在那牌子上多驻留一秒，想一想这“方便”是不是从别人那里“挤”出来的。社会是大家的，规矩是共同的，眼里有字，心里更要有他人。否则，就算识字万卷，也不过是个高级一点的“识字盲”——眼亮心盲，终究是走在文明的反面。当“母子上车处”站满了壮汉，丢人的不是那个母亲，而是整个假装失明的车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