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元宵，爷爷带着我扎兔子灯。竹篾在他手里温顺得像水草，穿梭几下就有了骨架。我负责糊宣纸，刷浆糊时笨手笨脚，纸上鼓起好几个包。爷爷笑着用指腹抚平：“灯嘛，有点坑洼才聚光。”
天擦黑，小镇的灯陆续亮起来。我们祖孙俩提着那盏歪脖子兔子灯出门，加入游灯的行列。长街两侧的灯笼连成暖黄色的河，光晕在薄雾里化开，整条石板路都在发光。猜灯谜的摊子前挤满了人，冰糖葫芦在灯火下红得透亮。爷爷让我骑在他肩上，去够高处那盏画着嫦娥的走马灯。纸影转动，嫦娥的衣带飘过月宫的桂花树，又飘过人间喧闹的烟火。
走到老槐树下，爷爷忽然停下，指着东南方：“你看月亮。”那晚的月亮特别圆，清辉洒在屋顶的瓦片上，像覆了层薄霜。爷爷说，元宵的月亮是一年里最早圆的，急着给团圆开个头。我们的兔子灯在月光下显得更拙了，可它肚子里那截短短的蜡烛，却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得仿佛能走到月亮上去。
后来我去外地读书，再没见过那么亮的月亮和那么长的灯河。城市里的元宵节只有速冻汤圆和电视晚会。去年整理旧物，翻出那只压扁的兔子灯，竹架已经松了，宣纸脆得一碰就响。可当我对着它轻轻呵气，那些光、影和爷爷手指的温度，忽然都从记忆的褶皱里站了起来。
原来最亮的花灯，从来不是悬在檐下的，而是悬在某个再也回不去的夜晚，用思念做烛芯，一烧就是很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