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案头总摆着一方砚台，一支毛笔。爷爷说，这砚台跟他闯过关东，笔杆子是他当年在村小学写标语磨秃了又接上的。小时候我嫌它笨重，不如钢笔流畅。直到那年暑假，我跟着老师去写生，站在被细雨润透的江南古镇桥头，看着雨丝把白墙黛瓦晕染成一幅水墨，我忽然懂了爷爷的固执——有些颜色，有些气韵，是键盘和屏幕托不住的。
我开始用那支旧笔，蘸着新时代的墨，笨拙地描摹。我画过老家村口新修的高铁桥，钢铁的线条硬朗，我却试着在桥墩下添了几笔春燕，让“中国速度”接了地气。我记录过社区里穿着红马甲的年轻志愿者，他们扫码登记的动作利落如速写，我在画纸留白处补了一树花开，因为他们的脸庞本身就像春风。笔在我手里越来越沉，不是因为力气小了，是我渐渐明白，我画的每一道痕迹，都不再是简单的临摹，而是把我自己的呼吸、我的困惑与确信，一起和进了墨里。
有一次，我把画好的“老巷直播图”给爷爷看——画面一角是摇着蒲扇听收音机的老人，另一角是对着手机介绍非遗糕点的网红小姐姐。爷爷戴上老花镜，看了很久，最后用他那粗糙的手指点了点画面中央：“这儿，空了。”我起初不解。后来才醒悟，他说的“空”，正是留给“我”的位置。我不是旁观时代的书记员，我就是画中人。我的“思”，是琢磨如何让古老的笔墨韵律，追上5G信号的节奏；我的“行”，是把对家国的滚烫感受，从笔尖缓缓渗出，落在每一个具体的、与我相关的细节上。时代的大画布波澜壮阔，而我的那一笔，或许只是一抹极淡的青，点在远山，但我知道，唯有无数这样的“我”落下真心实意的色彩，这幅名为“山河”的长卷，才能真正气血贯通，生生不息。
笔锋落下时，我与画卷，已分不开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