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束光，最初只是从浙江绍兴一间老屋的煤油灯下透出的。少年翻开一本残破的《山海经》，目力所及是怪异神奇的鸟兽，心思却飘向了更远的、黑沉沉的窗外。故乡的屋檐滴着冷雨，族人的面孔挂着麻木与隔膜，他感到一种近乎窒息的沉闷。于是，他决定“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一走，便从江南水乡的埠头，走到了南京的矿路学堂，又漂洋过海，到了樱花纷飞的仙台。显微镜下的切片，幻灯片里麻木的看客，两种影像在他脑海里剧烈冲撞。他忽然明白，比羸弱的身体更需要医治的，是沉睡的灵魂。他放下手术刀，拿起了笔。那支笔，从此成了投枪，成了，也成了暗夜里为青年点灯的火把。
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的小院，是他后来战斗的堡垒之一。院子是逼仄的，书桌是普通的，但窗外的两株枣树，却被他写得仿佛刺向高远夜空的铁戟。这里的夜常常很深，深得像化不开的墨。他抽着廉价的烟卷，剧烈地咳嗽，稿纸却被烟与思想熏烤得滚烫。他写狂人的呓语，写孔乙己的悲凉，写祥林嫂的追问，写阿Q的影子和我们每个人骨子里的某些瞬间。那些人物从绍兴的街头、鲁镇的酒店走来，带着泥土气和血泪，走进了整个民族的阅读史与精神史。他的文字是冷的，像绍兴冬天的河水，冷峻地剖开礼教与虚伪的浮冰；内里却是滚烫的，沸腾着对生命最炽热的爱与对光明最焦灼的渴望。
他不仅创造人物，也塑造青年。在莽原社，在未名社，在朝花社，总有年轻的面孔围拢过来，带着文稿，也带着对世道的迷茫和对未来的热望。他看稿、改稿、推荐、垫付印资，细心得像个老成的编辑，也严格得像个苛刻的先生。他的书信，有时比文章还长，谈创作，谈翻译，也谈人生处世的艰难与坚持。他知道自己是在“扛着黑暗的闸门”，想放青年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为此，他甘愿损耗自己，像一头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甚至是血。他的背脊因常年伏案而微驼，那弧度，仿佛正是为青年们抵挡风雨的形状。
最后的岁月是在上海大陆新邨度过的。病痛已将他折磨得瘦骨嶙峋，体重不足八十斤，可他书桌上的“金不换”毛笔却从未停歇。他翻译《死魂灵》，校订《海上述林》，写下《这也是生活》《死》那样犀利的杂文，直到逝世前四十四小时，还在为曹靖华的译作写序。他留下的遗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对身后事的平淡交代：“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忘掉我，管自己生活”。他想化作泥土，融入大地，滋养新的生命。
人们如何能忘掉他？他叫周树人，更多人叫他鲁迅。他的身影，早已不是一个具体的形象，而是化作了民族精神星空里一枚特异的星辰。那星光不柔和，不讨喜，甚至常常刺眼，它照见我们身上的“疮疤”，也照见前路的坎坷。它是长鸣的警钟，是永不熄灭的炬火。当我们感到彷徨、遇到“无物之阵”、或想沉湎于麻木的安逸时，抬头看看那束光，便能听见一个苍劲而嘶哑的声音仍在催促：“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声音，穿透了岁月的长河，至今仍在每一颗渴望独立与清醒的心灵中，激起深沉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