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笔灰在午后的阳光里打着旋儿，像细碎的雪。陈老师就站在这片“雪”里，左手撑着讲台，右手捏着半截粉笔，停在空中。他有个习惯，讲到最关键处，总要停下来，目光缓缓扫过我们每一张脸，仿佛在确认那些知识的种子，是否都落进了土壤。那时我们才初二，只觉得他严肃，甚至有些古板，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夹克，好像整个秋天都没换过。
我的土壤，那时大概是贫瘠的。数学卷子上的红叉，总是比勾多。那天放学，他又把我留了下来。教室里空荡荡的，他把我那张画满红圈的几何证明题铺在桌上，没说话，只是拿起尺规。木尺落在纸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圆规一转，一个完美的辅助线便清晰地浮现出来。“你看，”他用那截短粉笔点着新画的线，“题目乱成一团麻的时候，别光盯着线头看。自己画一条路，把两头连起来。这辅助线，就是你的路。”他没有直接告诉我答案，只是教我怎么“开路”。那一刻，我忽然觉得数学不是一座必须翻越的冰冷高山，而是一片可以自己规划路径的森林。
他不仅给我们开路，更把我们推向自己从未想过的舞台。县里有个朗诵比赛，名额到了我们这所乡镇中学，只有一个。不知怎的，陈老师竟推荐了一向沉默寡言的我。我吓得直往后缩，头摇得像拨浪鼓。他没多劝，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卷了边的《艾青诗选》，翻到《煤的对话》，用他带着方言腔却异常坚定的普通话说：“听我读一遍。”……“你住在深山里/老头儿/你年纪有多大？”……他的声音不高，却像那块沉默的煤，内里涌动着滚烫的火焰。读完了，他看着我说：“你的声音里有这种‘煤’，去把它点燃。”为了这句话，我对着家里的旧镜子练了上百遍。比赛我没拿到什么名次，但当我站在陌生的舞台上，灯光打下，我忽然明白了，他推我上去，不是要我去争一个奖状，而是要我去看见灯光，也看见灯光下那个未曾发现的自己。
初三那年春天，他病了一场，住院半个月。再回来时，灰夹克在身上显得更空了。中考前最后一节课，他没有讲课，也没有叮嘱我们答题技巧。他只是说：“我教你们的，公式可能会忘，课文可能会模糊。但请你们记住，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学会给自己‘画辅助线’，在看不到路的地方，给自己找一条路；也要记得点燃心里的‘煤’，别让它永远沉默。”说完，他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了四个大字：前程似锦。写完了，依旧没说话，就站在那里，看着我们，像最初那样。
很多年过去了，课本上的知识早已还给老师。但当我遇到一团乱麻的难题，眼前总会浮现出一条清晰有力的辅助线；当我需要在人前开口，心底总会响起那句“去把它点燃”。陈老师没有画出自己的肖像，他却用最朴素的粉笔，在我们这些少年的生命底板上，画下了通往远方的路标，和一颗可以永远燃烧的火种。他站在那里，本身就是一幅画像——一幅关于引路者的，永不褪色的画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