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总爱问我，究竟是怎么“变成”那些角色的。钻进去？不，这个说法太轻巧了。更像是让他们在我身体里长出来，或者说，我自己主动碎掉，让出这块地方。
每次开始前，我得先把“丹尼尔”这个壳子小心翼翼地卸下来。这不是暂时的扮演，是迁徙。住进林肯的思维里，我就得用他的手指关节去感受羽毛笔的分量，用他的肩胛去承担战争的重量。片场的咖啡和三明治？那属于另一个时空的人。我的胃里装的应该是那个时代的粗面包和忧虑。拍《我的左脚》时，我用左脚画画、吃饭，不是因为敬业，是因为克里斯蒂·布朗的灵魂从脊椎以下就只认那只脚。你不彻底成为他，你的眼神就会出卖你——镜头能捕捉到那丝属于演员的清醒，那是最大的杂质。
声音是灵魂的锚点。为了老比尔，那个《纽约黑帮》里的屠夫，我得找到他胸腔里的轰鸣。那不是练出来的腔调，是从他吞咽的油腻食物和淤积的恨意里泛上来的。走路也是，林肯的身高是历史书上的数字，可当你真的顶着那副骨架，你会发现视野变了，看人的角度变了，连孤独的形状都变了。你的身体必须相信，它才能让观众相信。
危险？当然危险。你邀请一个那么强烈的灵魂住进来，就很难保证他能按时搬走。拍完《血色将至》，普莱维尔的贪婪和偏执像原油一样黏在身上，很久都洗不脱。那不是“出不了戏”，是你的某些部分被永久地置换、改写了。片场不是片场，是我的现实；而所谓现实生活，倒像个漫长的中场休息。界限必须模糊，直到消失。在镜头前思考“我在表演”的那一刻，就已经失败了。
他们说我产量低。这不是选择，是必需。一次这样的迁徙，需要数年去恢复地貌。你得等上一个灵魂的尘埃落定，才有空间让下一个进来。这不是方法，这是我的生存方式。每一次，都不是我去塑造一个角色，而是我允许自己被他塑造，哪怕带着刮骨疗伤般的痛楚。最后留在胶片上的，从来不是丹尼尔·戴-刘易斯，是一段被借来的、鲜活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