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蒙坐在图书馆靠窗的老位置，下午四点的阳光斜斜地切进来，把空气中浮动的尘埃照得粒粒分明。手指抚过书页边缘，触感微微发毛，像是时光反复摩挲后留下的痕迹。她的目光落在窗外那棵老槐树上，蝉声嘶鸣得正盛，一阵风过，枝叶哗啦作响，恍惚间，像是听见了十多年前李然自行车铃铛的清脆声音。
那时候的铃声总是急促又欢快，由远及近，最后“嘎吱”一声刹在她家楼下。李然单脚支地，白衬衫被风吹得鼓起来，回头朝她窗口喊：“周蒙，快点！要迟到了！”她总是慌慌张张地跑下去，裙角飞扬，心里像揣了只扑腾的鸟。去往学校的那条林荫路，梧桐枝叶交织成绿色的穹顶，光影在他们年轻的脸上明明灭灭地跳跃。他们谈论着模糊的未来、读了一半的小说、还有对遥远北京的想象。那些话语轻飘飘的，散在风里，当时只道是寻常。
后来，路真的走到了分岔口。李然的名字和北京紧紧联系在一起，而周蒙的世界，似乎被留在了这座江水穿城而过的小城。送别的那天，月台上人群拥挤，蒸汽混着煤烟味弥漫开来。火车启动的汽笛拉长得令人心慌，李然从车窗探出大半个身子用力挥手，身影在加速的景色中迅速变小、模糊，最终缩成一个再也看不清的黑点。周蒙站在原地，手里攥着他临走前塞给她的那本《普希金诗选》，书页间夹着一片干枯的槐树叶。她没有哭，只是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被那列北上的火车轰隆隆地、彻底地带走了。
青春是一本太过仓促的书。有人匆匆翻页，奔赴山海；有人则反复咀嚼某一章节的滋味，直到字迹漫漶。往后的日子像复印机里吐出的纸，一张张相似得令人疲惫。她在小城的中学里教书，日子平静，按部就班。有时批改作文，看到学生稚嫩地书写梦想，她会微微出神。听说李然在北京的报社做得风生水起，照片里是更成熟稳重的脸，背景是繁华的街景或高耸的楼宇。他们偶尔通电话，信号时好时坏，声音隔着千山万水传来，客气地问候，谨慎地避开那些深入的话题。共同拥有的过去，像一座孤悬的岛屿，彼此都能望见，却再也无法登陆。
又是一个暑假，学校空了下来。周蒙整理旧物，从箱底翻出一个铁皮盒子。打开，里面是厚厚一叠信，邮票图案各异，邮戳从北京不同地方敲下。她席地而坐，一封封重新读过。那些热烈的、彷徨的、充满琐碎分享的字句，隔着岁月，依然烫手。读到最后一封，李然写道：“这里的秋天很冷，风大。昨天路过一家唱片店，听到我们当年一起听的那首《光阴的故事》，忽然就站在门口挪不动步子了。周蒙，我们的青春，是不是真的无处安放了？”信的末尾，没有常见的问候。她轻轻合上信纸，黄昏的光线已经黯淡，屋子里一片寂静。没有感伤，只是胸腔里空了一块，有穿堂风经过，发出细微的、遥远的回响。
原来，青春从未真正安眠。它只是化作了无数透明的碎片，漂浮在每一个似曾相识的天气里，每一首偶然听到的老歌里，每一阵穿过梧桐叶的微风里。它不在过去，也不在远方，它就泊在此刻的呼吸之间，在记忆与遗忘的缝隙里，持续地、安静地漂泊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