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在盘山路上颠簸了将近六个小时，窗外的景色从高楼变成田野，最后只剩下连绵的、沉默的群山。当我提着行李，站在那所只有两排平房的小学校门口时，心里那团火苗忽明忽暗。这里，就是我要待上一年的地方。
我带的四年级，教室的窗户有几块玻璃碎了，用旧报纸糊着。二十几个孩子，眼睛亮得像是山泉里洗过的星星。第一节课，我让他们写下自己的梦想。李小川，那个总是坐在最后面、衣服上沾着泥点的男孩，咬着铅笔头，半天才歪歪扭扭地写：“我想看看山外面是啥样。”王小花，辫子总是梳得不大整齐的小姑娘，写的是：“我想成为老师你这样的人。”我的心被轻轻撞了一下。山外面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传说；而我，成了这个传说里第一个具体的身影。
这里的生活是具体的。具体到要自己劈柴生火，具体到一场大雨后通往学校的土路变成泥潭，具体到深夜备课，耳边是呼啸的山风和偶尔的狗吠。最难的不是物质，是那种渗入的孤独，是当你满腔热情地讲了一堂课，台下却是一片懵懂沉默时的无力。我怀疑过自己这支小小的蜡烛，究竟能照亮多少。
转机发生在那个秋天。我发现孩子们对音乐课上的老式脚踏风琴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我索性不再按课本教，而是用风琴带着他们唱我小时候的歌，唱我大学校园里的歌。琴声生涩，歌声跑调，但整个教室都在发光。李小川唱得最大声，脖子上的青筋都鼓起来。后来，我组织了一个“山外之声”小广播站，用我的笔记本电脑，每周一次，让他们对着麦克风念课文、讲故事、唱山歌。那个小小的麦克风，像一把神奇的钥匙，打开了他们封闭的心扉。王小花第一次念她自己写的《我的山妈妈》时，声音发抖，念完后，全班静悄悄的，然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我看见她黑红的小脸上，有着我从没见过的神采。
我开始明白，支教的意义，不在于你带来了多少先进的知识，而在于你带来了多少种“可能”。你是一扇窗，让他们瞥见山外世界的轮廓；你是一颗火种，点燃他们对远方的好奇与渴望。我带他们用树叶贴画，用泥巴做雕塑，在操场上用石灰画一个大大的中国地图，告诉他们李小川的爸爸在哪个省打工，王小花想考的大学在哪个城市。地理，不再是课本上枯燥的名字，成了与他们血脉相连的远方。
冬天，山里格外冷。孩子们的小手冻得通红，握不住笔。我发起了一个“暖手行动”，用并不熟练的针线，和几个女老师一起，用旧毛线织了不少露指的手套。东西粗陋，但孩子们戴上时，那珍惜的模样，仿佛那是世上最温暖的宝贝。期末，李小川的作文《我的老师》里写道：“老师的手很暖，她拉着我走过最滑的那段路。我想，以后我也要有一双这么暖的手，去拉更多的人。”那一刻，所有跋涉、所有孤独、所有深夜的疲惫，都有了答案。
离别的夏天来得很快。最后一课，没有讲新课。我问他们，还记得自己的梦想吗？李小川站起来，声音比一年前洪亮了许多：“老师，我要考上县里的中学，然后去省城读高中。山外面，我想自己走出去看看。”王小花接着说：“老师，我以后也要考师范大学，回来教弟弟妹妹，像你一样。”
上车那天，全班孩子都来了，跟着车子跑了很远，直到他们的身影和那座大山融成一片绿色的背影。我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我知道，我这支小小的烛火，终究是太微弱了，无法照亮每一处崎岖的山路。但我同样确信，我已经在一些孩子的心里，种下了一束光。这束光，是关于远方的想象，是关于知识的信仰，是关于“我可以变得不一样”的勇气。
山乡的夜晚，星星总是特别多，特别亮。我想，每一颗努力发光的星星，即便微弱，也能照亮一片小小的天空。而无数片被照亮的天空连在一起，就是黎明，就是山乡孩子们可以大步走去的、无比辽阔的远方。我不再只是一支蜡烛，我是一段路标，指向他们未来人生的，第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