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和我并排坐在河堤的水泥墩子上，手里的冰棍滴答化着糖水，谁也没急着舔。黄昏把河面染成橘红色，风黏糊糊的，带着夏天特有的、快要馊掉的热气。他突然用胳膊肘捅我：“哎，你说十年后咱俩还会这样坐着不？”我白他一眼：“那你得先保证十年后还有五毛钱的冰棍卖。”他嘎嘎笑起来，笑声像只笨鸭子。这就是老周，我十七年里最“没大没小”的财富。
他的“没大没小”，是刻进骨子里的平等。我爸是厂里小头头，他妈是学校清洁工。可在老周那儿，这些从来不是事儿。我去他家蹭饭，他妈总把唯一的鸡腿夹给我，老周就在桌下猛踢我，眼神示意“你敢独吞试试”。转头在他家掉了漆的木桌上，我们脑袋抵着脑袋，为一道物理题争得面红耳赤，他拍着桌子喊“厂长儿子脑子也不过如此嘛！”我妈总说我俩好得穿一条裤子，其实不对。我们更像两棵挨得太近的树，根系在泥土下早就缠在一起，抢着同一片阳光，也分担着同一场暴雨。
高二期中，我砸了，年级排名惨不忍睹。家里低气压，我像颗闷着的。晚自习后，老周把我拽到操场，塞给我一个MP3，里面只有一首歌，循环播放着《海阔天空》。他没讲大道理，就陪我一圈圈走，走到月亮爬到头顶。最后他停下来，说：“你知道你最大的问题吗？就是太把你爸的期望当回事儿了。你是你，考试分数是你，但你不只是那个分数。”那句话，像把钝刀，慢慢割开了我身上那层透明的绷带。后来，我收到了不错的大学录取通知。报道前夜，我们又在河堤坐着，这次没买冰棍。他拍拍我肩膀：“往前冲吧，我会看着的。”语气平淡得像说明天早饭吃油条。
如今我们在不同的城市。我对着电脑敲代码，他穿着工装在车间里忙活。联系变得很规律，一周一次视频，扯些废话。他给我看车间里新来的小猫，我给他吐槽公司食堂的奇葩菜式。我们不常聊过去，也不多谈未来，只是偶尔，当我被项目压得透不过气，或他在流水线上感到疲惫时，会突然给对方发一句：“嘿，在干嘛呢？”回复可能半小时后才来，但你知道，线那头的人，他懂你所有的沉默。
河堤大概早就改建了，五毛钱的冰棍肯定没了。但我总觉得，我和老周还坐在那个水泥墩子上。时光像脚下这条河，不停地流，冲走了好多东西，可有些身影被冲到了河床上，生了根。我们不再是形影不离的少年，却成了彼此时光里的坐标。他是我出发时的底气，也是我回头时，总能望见的、熟悉的灯塔。挚友大概就是这样，不是生活的全部，却是生活底色里，最沉静、最牢固的那一抹。同行过一程，印记便是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