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深刻改变了市场结构与竞争形态，我国现行的竞争法体系在应对新业态、新模式时暴露出诸多适用困境。这些困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相关市场界定困难，传统界定方法在平台经济、数据驱动型市场等场景下难以准确划定市场边界，免费模式、跨界竞争使得市场范围模糊。其次是市场支配地位认定面临挑战，数据控制能力、网络效应、用户锁定等成为新型市场力量来源，但现行《反垄断法》对“市场支配地位”的认定标准仍侧重于传统市场份额指标，难以有效评估数字企业的实际控制力。最后是算法共谋、平台“二选一”、大数据杀熟等新型限制竞争行为性质复杂、隐蔽性强，现有法律条文在行为认定与规制工具上存在滞后与不足，执法机构在取证、分析、定性时面临技术门槛高、监管工具少的现实难题。
面对这些困境，竞争法体系的路径重构需要多维度推进。在立法层面，应及时修订《反垄断法》及配套法规，增强法律条款的包容性与前瞻性。例如，探索将“数据垄断”“流量垄断”等概念纳入考量，细化针对算法合谋、平台自我优待等行为的认定规则，并考虑引入“守门人”制度等专门针对大型数字平台的规制措施。在执法层面，必须大力强化执法机构的技术能力与专业水平，组建具备经济学、数据科学、计算机科学背景的复合型团队，并发展与之匹配的新型分析工具与监管技术，如开发算法审计工具、建立数据协同分析平台等，以应对行为隐蔽化、技术化的挑战。
司法实践也需要同步革新。法院在审理相关案件时，应更注重经济效果分析，借鉴“合理原则”对新型商业行为进行审慎评估，同时通过典型案例发布，为市场行为提供更清晰指引。需要加强竞争法体系与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电子商务法等数字领域法律的协同，形成监管合力，避免规则冲突或留下监管真空。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既能有效规范市场秩序、遏制垄断与不正当竞争，又能保持数字经济创新活力、保障消费者福利的动态、敏捷的现代竞争治理体系。这一体系的重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立法、执法、司法以及学界、业界的共同探索与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