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说，她嫁过来时，河是活的。水清得能看见河底圆润的鹅卵石，和穿梭其间、鳞片闪着银光的“白条子”。她蹲在青石板码头上捶打衣服，棒槌起落间，水花溅到脸上，是甜的。夏天，男人们收工回来，一个猛子扎进去，再冒头时，手里往往攥着一条扑腾的鱼。那时的河，会呼吸，有脉搏，像一条碧绿的绸带，绕着村子日夜不息地歌唱。
后来，绸带上开始打补丁。先是上游立起一座小工厂，两根粗管子像巨大的吸管，一头扎进河的身体。流出来的水，颜色变得暧昧，有时泛黄，有时发红，在阳光下泛着油腻的、彩虹似的晕。气味也变了，甜味被一股刺鼻的酸涩取代，像铁锈混着烂果子。河岸的野花野草，一丛丛地蔫了、枯了，露出底下板结的、毫无生气的泥土。河里的“白条子”不见了，偶尔翻起肚皮的，是些叫不上名字的小鱼，眼睛浑浊地瞪着天空。
奶奶去河边的次数越来越少。她不再去洗衣，说那水“咬手”，洗过的衣服也有一股散不掉的怪味。她常常站在院门口，望着河的方向发呆，手里攥着那块被河水浸润得无比光滑的捶衣石。河水越来越瘦，越来越沉默，最后成了一条蜿蜒的、墨绿色的泥浆，缓慢地蠕动着，几乎听不见流动的声音。河床上裸露着塑料袋、破轮胎和腐烂的水草，像一道道溃烂的伤疤。
它彻底死去的那年春天，来得特别晚。岸边的柳树勉强抽出些黄绿的芽，但整个河道却弥漫着一股沉沉的死气。没有春水欢腾，没有蛙鸣试探，连讨厌的蚊虫都不愿靠近。那天清晨，河面浮起一层厚厚的、灰白色的泡沫，在惨淡的春光下，像一道丑陋的挽联。风过时，泡沫破裂，散发出比以往更浓烈的腐朽气息。
奶奶执意要我扶她去看看。她颤巍巍地走到早已干涸龟裂的码头边，那块青石板蒙着厚厚的灰垢。她蹲不下去，就那样站着，看了很久。然后，她慢慢蹲下身，不是捶衣，而是用枯瘦的手，掬起一捧岸边同样板结的泥土。她把泥土凑到眼前看了看，又放下，拍了拍手，什么也没说。
回去的路上，她一直沉默。快进院门时，她回头望了一眼，忽然喃喃地说：“河死了。”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个秘密。阳光照在她银白的头发上，也照着那条不再流淌的、僵卧在春天里的河。它没有等来自己的汛期，它的春天，在无尽的等待和污染中，永远地缺席了。奶奶的河，连同她记忆里清甜的棒槌声、银亮的鱼鳞光，一起死在了那个本该万物复苏的季节。从此，村里少了一条河，奶奶的心里，多了一座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