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笔灰像细雪，一年年染白了他的鬓角。讲台上，他的身影被窗外的夕阳拉得很长，那身洗得微微发白的中山装，口袋里总鼓鼓囊囊地揣着半截粉笔和学生交上来的、皱巴巴的作业纸。他的声音并不洪亮，甚至有些沙哑，像是秋日里被风拂过的干草垛，可每一个字落在我们这群乡村孩子的心里，都像种子落进了湿润的泥土。
他是我小学五年级的语文老师，姓李，我们都叫他“老班”。我们的学校在山坳里，几间平房，夏天漏雨，冬天灌风。很多老师来了又走，只有他，像一棵生了根的老树，一扎就是三十多年。他教语文，却什么都管。谁的锄头坏了，他蹲在墙角帮着修；谁家的爹妈外出打工，孩子冷了饿了，他炉子上总温着一碗粥。他的办公室兼宿舍，那盏昏黄的旧台灯，常常亮到深夜，灯下是他批改不完的作业和一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
我那时是班里最闷的一个，父母不在身边，跟着奶奶过，成绩中不溜秋，像墙角一株不起眼的狗尾巴草。我尤其怕写作文，觉得那是一件要把五脏六腑都掏出来给人看的难事。一次，题目是《我的梦想》。同学们写科学家、写老师，我咬着笔头，脑子里一片荒芜。我胡乱写了几句，说我的梦想是奶奶的腿不那么疼，是后山的野柿子熟的时候，我能爬上去摘最红的那一颗。
作业发下来，我忐忑地翻开，没有分数，却在末尾看到一行用红笔写得工工整整的小字：“孩子，能把奶奶的疼痛和一颗野柿子当成梦想的人，心里装着的才是真山真水。这‘不标准’的句子，是今天最好的一篇。”那一刻，我愣住了，脸上*辣的，心里却有什么东西“咔嚓”一声，裂开了一道缝，透进了光。那盏灯，第一次不是照在我的课桌上，而是亮在了我心里某个昏暗的角落。
从那以后，老班总“偶然”地塞给我一些旧书，边角都卷了，有《小王子》，有《城南旧事》。他说：“闲着也是闲着，看看解闷。”书页间，常有他铅笔写的细细注解。我开始学着在周记本上涂抹心情，写田埂上的露水，写黄昏时归巢的乌鸦。每一篇后面，都有他或长或短的回应，有时是鼓励，有时是一个小小的问号，引导我再多想一步。那盏灯，成了我文字世界里唯一的、温暖的坐标。
六年级的那个冬夜，我为参加镇上的作文比赛留在学校最后修改稿子。结束时，已是繁星满天，山风刺骨。我走出教室，却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推门进去，老班正就着那盏旧台灯，一口一口吃着早已凉透的饭菜。看见我，他赶忙放下筷子，碗边还放着我那篇涂改得密密麻麻的稿子。“来，正好，最后这一段，我们再来琢磨琢磨……”那一晚，炉火不旺，屋里很冷，可那盏灯的光，却把我的心烘得滚烫。我的作文后来得了一个不起眼的鼓励奖，他比我还高兴，把奖状贴在了教室最前面，说：“看，咱们山沟里的石头，也能发出一点光。”
多年以后，我走出了大山，坐进了明亮的大学教室，写下了更多更长的文章。可我常常想起那间漏风的教室，想起那盏亮到深夜的灯。我终于明白，老班给予我的，从来不仅仅是作文的技巧或某个词语的用法。他是在我精神贫瘠的童年岁月里，最早点燃了一盏灯的人。他用最朴素的陪伴和最用心的注视，告诉我：每一颗看似笨拙的种子都值得被期待，每一种真诚的表达都自有其力量。那盏灯的光或许微弱，却足以照亮一个孩子最初辨认自我的路，让一颗胆怯的心，敢于在生活的田垄上，挺起腰杆，开始属于自己的耕耘。
如今，那盏物质的灯或许早已不在，但它化成的光，早已润进我的心田，成为了我的一部分。师恩如泉，无声浸润；师心如灯，永驻长明。在岁月的耕耘里，那是我最早看见的，也是永不熄灭的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