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太丘和朋友约好一同出行，约定的时间是中午。过了中午朋友还没到，陈太丘就不再等候，自己先走了。他离开后朋友才到。当时陈太丘的儿子陈元方才七岁，正在门外玩耍。这位朋友就问元方：“你父亲在家吗？”元方回答说：“等了您很久您没来，他已经走了。”朋友就很生气地说：“真不是人啊！和别人约好一起走，却丢下别人自己先走了。”元方说：“您和我父亲约定的时间是中午。中午您没到，这就是不守信用；当着人家儿子的面骂他父亲，这就是没有礼貌。”朋友听了很惭愧，下车想拉元方的手表示亲近。元方头也不回地走进了家门。
这故事乍看是讲守信守时，但细琢磨，“行路迟”和“一诺重”里头，藏了更深的理儿。约的是“期行”，重点在“行路”，可最后路没同行，倒演了一场口舌交锋。友人迟到，看似是路上耽搁的小事，但在古人眼里，“期”就是约好的契约，时间到了人没到，契约就算破了。陈太丘走，不是性子急，是守住了约定的底线——说好中午走，过时不候，这是对自己话语的尊重。他是在用行动告诉对方：诺言的分量，比凑合着同行一程要紧得多。
友人后来的“非人哉”骂骂，恰恰暴露了他没把约定当回事。他觉得“一起走”这个结果比“按时到”重要，所以理直气壮。元方小孩子的反击，点醒了他两个错：先失约，再失礼。失约是根本，失礼是火上浇油。友人惭愧，是因为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轻飘飘的迟到，毁掉的是双方互信的基础。他下车去拉元方，想挽回点情面，但裂痕已经在了——元方“入门不顾”，不是小孩子不懂事，是替父亲、也替那个被轻视的“诺言”，画下了一条清晰的界线：信誉伤了，不是拉个手就能立刻补上的。
放在现在看，这故事像面镜子。我们都可能是那个“友人”，觉得迟到几分、事小无妨，解释一句“路上堵”就行。但陈太丘父子的态度提醒我们：诺言的重，不在它绑着多大的事，而在它透着对人的尊重。你守时，就是守着别人的时间，也守着自己的品行。“行路迟”是表面原因，“诺言轻”才是根子。一次失约，可能就让人看清你值不值得共事、深交。信用的积累像垒砖头，一次失信抽掉一块，看着没事，但再来几次，整个关系就垮了。陈太丘的决绝和元方的犀利，守的不是死规矩，是这种立身处世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