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得第一次读到白求恩的故事，是在一本旧书里。那时觉得，一个外国人，跑那么远来中国打仗的地方救人，最后还死在了这儿，真是挺不可思议的。后来我才慢慢明白，他留下的，远不止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
他不是那种我们在电影里常见的外国专家，来了指点一番就走了。他是一来就想扎根的。刚到延安，见了毛主席，他就把自己的党证交了出来，说“我是来向你报到的”。那份郑重，就好像他漂洋过海，就是为了找到这个归宿。延安那时候有多苦啊，是中国最穷的地方之一，可他却觉得这里充满了希望和活力，说“延安是未来中国的缩影”。他急着想去前线，别人劝他留在相对安全的延安，他气得能扔椅子把窑洞的窗户都给砸了。他不是来观光或体验生活的，他是来战斗的，而且一定要去最危险的地方战斗。
他战斗的地方，就是他的手术台。他把手术台设在了“离火线最近的地方”。这是什么概念？那不是医院，可能就是间破庙、老乡的房子，外面枪炮声听得清清楚楚，他却能专注地给伤员做手术。在广灵那次战斗里，他连续干了40个小时，做了71台手术。这不仅仅是技术，这是拿命在拼。因为他知道，早一分钟，可能就能多救回一个战士。他说“不要让伤员来找我们”，所以他自己带着手术器械往前冲。这种对工作的极端负责，对伤员生命的极端珍视，让所有见过他工作的军民，“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
他自己也是个医生，但他痛恨医疗变成一门生意。他选择共产主义，就是因为他相信，这个信仰能建立一个让所有人都能平等看病、医生不再为钱工作的制度。在晋察冀边区，他看到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还坚持搞“三三制”的*，自己人不多占位置，反而团结更多的人。他打心眼里认同，觉得这就是“新*共和国的曙光”。所以他写信给朋友说，他在这里的两年，是“我生平中最愉快、最有意义的时日”。他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成了自己的事业。
他最后牺牲的细节，让人心疼。1939年10月，在河北涞源县一个小庙改成的战地手术室里，敌人快打过来了，他坚持给最后一个伤员做完手术才撤。就在那高度紧张的时刻，他的手指被手术刀划伤了。后来的救治工作中，这个小小的伤口要了他的命。他本可以更早一点撤离，本可以更小心一点，但他没有。他把别人的生命，永远地放在了比自己更优先的位置。
他死后，毛主席写了一篇《纪念白求恩》。里面说，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了他这种“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些话，现在读起来依然觉得有分量。他不是什么高高在上的神，他就是个医生，一个有着坚定信仰、并且用行动把信仰贯彻到底的普通人。他跨越了国籍、种族和文化的隔阂，用手术刀践行了他的国际主义，也用生命诠释了什么叫“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有时候我想，我们现在纪念他，除了怀念，或许也是因为，他身上的那种纯粹、那种对理想不顾一切的执着、那种跨越山海的人道主义光芒，在今天依然显得那么珍贵，那么有力量。他让我们看到，一个人，可以这样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