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见过不少讲演者，登台后总要先客气几句，或是掏出讲稿来稳稳念过一场。任公先生却不这样。他走上讲台时，脚步很轻快，眼睛向下面一扫，全场的嘈杂便立刻静下去了。他穿着肥大的长袍，身材不算高大，但那么一站，自有种渊渟岳峙的气度。他开口了，声音沉着而有力，带着些新会乡音的官话，字字清晰地送到每个人耳边。
那天他讲的是杜甫的《兵车行》。他并不急于解释诗句，反倒先说起天宝年间的政局，说那时府兵制如何败坏，边将如何邀功，朝廷如何好大喜功。他说得简净，三言两语，便把那段历史的筋骨勾勒出来。忽然，他右手向空中一扬，仿佛握住了一根无形的马鞭，声音陡然激越起来：“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那“萧萧”二字从他喉间迸出，真似带着塞外风沙的呜咽。他念到“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时，身子微微向前倾，左手作牵衣状，右脚轻轻一顿，眉头紧蹙，那悲愤之色，竟使满座听众呼吸为之一窒。
最难忘的是他讲至“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那一段。他忽然沉默了，低下头，半晌不作声。全场静极了，仿佛能听到空气流动的声音。他再抬起头时，眼眶里竟有泪光在打转，声音也喑哑了：“这样的诗，不是用笔墨写的，是用血泪写的。”他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有千斤重。那一刻，我觉得他不再是讲台上的学者，倒像是一位亲眼见过那惨景、从古战场归来的老兵，向我们这些后来者，诉说着亘古的悲哀。
他讲演时，肢体动作极自然。时而抚掌，时而顿足，讲到慷慨处，双手猛然向外一挥，袍袖飘飘，真有种要乘风归去的气概。但他从不刻意做戏，所有的动作都从内容里生发出来，是情感满盈后的自然流露。他记性也好，大段诗文脱口而出，偶有一二字顿住，便以手轻叩前额，随即恍然，那神情竟像个想起答案的孩子，率真极了。
那次讲演不过一个钟点，但留给我的印象，却比许多长篇大论深刻得多。他没有一句空洞的议论，只是引着你走进诗里，走进历史里，让你自己去感受。他下台时，掌声雷动，他却只微微一点头，便步履匆匆地走了，青布袍角在门边一闪，就不见了。那背影，和方才台上神采飞扬的他，又仿佛判若两人了。
如今想来，任公先生讲演的魅力，大约在于一个“真”字。他有真学问，故能深入浅出；他有真性情，故能感人肺腑；他更有真热忱，要把那学问与性情，一股脑儿地传染给听者。这风神，是学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