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屋要拆了。周末回去收拾东西，在阁楼角落拖出一个沉甸甸的樟木箱。拂去厚厚的灰，呛得人直咳嗽。箱盖卡得紧，费了好大劲才撬开一条缝，一股陈年的、混合着樟脑和旧纸张的气味扑面而来。里面没有金银细软，全是些零碎物件：一沓用橡皮筋捆着的粮票布票，几本边角卷起的连环画，还有我小时候的塑料水壶，颜色都晒白了。
箱子最底下，压着一个铁皮糖盒，红底白花，喜字都斑驳了。打开一看，里面是些玻璃弹珠，几枚生了锈的徽章，还有一叠用作业本纸裁成的“洋画”，画着歪歪扭扭的变形金刚。我拿起一颗弹珠对着天窗的光看，浑浊的琥珀色里，封着一个小气泡，像极了那个夏天的下午。
那是我小学四年级的暑假，天热得柏油路发软。我和邻居小海在弄堂里拍洋画，拍得满手黑灰。他赢了几乎所有我辛苦攒下的“好牌”，最后我急眼了，掏出这颗最宝贝的“猫眼”弹珠，说赌最后一把。结果还是输了。我耍赖，抢了弹珠就跑，他在后面追，我慌不择路，一头撞进了推着自行车回来的爷爷怀里。爷爷问明缘由，从口袋里摸出两颗水果糖，哄走了小海，然后拉着我坐在门槛上。他没骂我，只是用蒲扇给我扇着风，指着那颗弹珠说：“你看这里面，关了个小太阳。输赢就像这光，一会儿照你，一会儿照他，跑不掉的。东西归了赢家，但这‘小太阳’你得自己留着，那是你的体面。”我当时似懂非懂，只觉得爷爷的手很糙，扇过来的风带着汗味，却是凉的。
后来，小海家搬去了外地，我再也没见过他。那颗弹珠，连同爷爷那句话，都被我丢进了糖盒，锁进了记忆深处。爷爷走了好多年了，弄堂里一起疯跑的孩子，早就散在了天涯。
我又翻到一张卷了边的奖状，上面写着“三年级跳绳比赛第三名”。名字是我，可我怎么也想不起跳过这么个比赛。但奖状右下角，有一个用蓝色圆珠笔画的小乌龟，活灵活现。我一下子笑出来。这肯定是同桌陈敏画的。她总爱在我课本上画乌龟，为此我们还在课桌上划过“三八线”。有一次我过界，她拿圆规尖扎我，我疼得龇牙咧嘴，却不敢叫，因为老师正在讲台上盯着。第二天，我偷偷在她抽屉里放了只橡皮虫，吓得她当场哭出来。我们被叫到办公室，罚站了一下午。站得腿麻的时候，我瞥见她还在抽鼻子，心里突然有点不是滋味。毕业时，她在我的同学录上写：“以后没人扎你了，也别再放虫子吓人了。”字迹工工整整。后来，我们去了不同的中学，渐渐没了联系。那只小乌龟，倒成了她留在我记忆里最清晰的印记。
箱子里还有半截铅笔，用报纸卷了一层又一层；几张黑白照片，里面的人穿着臃肿的棉袄，笑容模糊；一本掉了封皮的日记，翻开第一页，用稚嫩的笔迹写着：“今天我很不高兴，妈妈不给我买冰淇淋。”后面的字，被水渍晕开，看不清了。
我就坐在这堆灰扑扑的旧物中间，一件件地看，一件件地摸。它们曾经那么重要，重要到值得被珍藏进一个专门的箱子里。可岁月像个最高明的贼，偷走了当时的悲喜，只留下这些空洞的物证。那个为输掉弹珠哭鼻子的下午，那个被圆规扎了又气又怕的课间，那个因为冰淇淋而觉得天塌下来的傍晚……所有的情绪，都像阁楼窗户上的灰尘，被阳光一照，纷纷扬扬，却轻得没有一丝分量。
我终于明白，旧事重提，提起的从来不是往事本身。往事早就碎了，化了，被时光掩埋得严严实实。我们能打捞起来的，只是一些闪着微光的碎片，是那颗浑浊弹珠里封存的小气泡，是奖状角落褪色的小乌龟。它们拼凑不出完整的故事，却能在某个毫无预兆的瞬间，比如打开一个旧箱子的下午，突然给你一击，让你恍惚看见那个穿着背心短裤、满头是汗的自己，就站在弄堂口的光影里，然后“倏”地一下，不见了。
楼下传来催促的喊声。我合上箱子，锁扣“咔哒”一声轻响，像给一个时代落了锁。我把糖盒和奖状单独拿了出来，其他的，连同那个樟木箱，大概会随着老屋一起消失吧。有些东西，看过一眼，便算是重逢；有些时光，埋了就埋了，不必再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