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我在南方的工地上干过三个月短工。晌午的太阳毒得能把人晒脱一层皮，铁架烫手，汗珠子砸进尘土里，“嗤”一声就没了影。捱到收工哨响，两条腿灌了铅似的往回挪，喉咙里干得冒烟，火烧火燎的。那时候，脑子里没别的，就剩一个念头：水。管它什么凉热，管它什么干净埋汰，能灌进肚子里就是救命的琼浆。抓起工棚外水龙头下接水的黑胶皮管子，仰起脖子咕咚咕咚猛灌，那股子生水混着铁锈的味儿冲进胃里，冰凉刺得脑仁疼，却觉得通体舒泰，像是枯死的秧苗得了场透雨。这就叫“渴饮”，渴极了，饮的本不是水，是命。
“饥餐”的滋味，记得更深。有一回赶夜工，晚饭那俩馒头早就耗没了，后半夜两三点，肚子饿得前胸贴后背，肠子拧着劲儿地叫唤，手里拧螺丝的劲儿都没了。跟工友老李溜到工地围墙根儿底下，那儿有个守夜大爷用砖头支了个小炭炉。我们凑过去，大爷啥也没说，从炉边灰烬里扒拉出俩烤得焦黑的红薯，烫手，也烫心。顾不得烫，也顾不得脏，皮也来不及扒干净，就往嘴里塞。那红薯芯子滚烫绵软，甜得发齁，热气混着焦香一股脑冲进喉咙，噎得人直翻白眼，可那叫一个香啊！那一刻，什么体面，什么讲究，全丢到爪哇国去了。填饱肚子，是身体最原始、最迫切的呐喊。
后来日子好些了，坐在窗明几净的餐厅里，对着精致菜肴，有时反而失了胃口。才明白，“饥餐渴饮”这四个字，离了那份“饥”与“渴”的煎熬，便只剩下苍白的形式。它不是风雅，不是趣味，是人在奔波劳顿、生存线上挣扎时，身体本能发出的最强烈信号。那是汗水流干后的补水，是气力耗尽后的充能，简单、直接、粗粝，甚至有些狼狈，却透着一种扎扎实实的、活下去的劲儿。就像荒野里的兽，疲了累了，找到水源便俯身痛饮，猎到食物便大口撕咬，一切只为存续。
如今回想，那段与“饥渴”贴身肉搏的岁月，让舌头记住了最真实的味道。它让你知道，食物和水，在最底层的意义上，不是享受，是燃料，是续命的药。那种从喉咙到胃囊被急切填满的触感，那种由匮乏到满足的剧烈转换，成了生命年轮里一道深刻的刻痕。它提醒你，人活一世，有时需要的真的不多，不过是饿时一碗饭，渴时一口水。只是这简单的东西，有时却需要拼尽全力，在烈日下，在寒风里，用一身汗水去换取。那滋味，叫本能，也叫活着。